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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化,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发展,一、先秦子学时期 1、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是士阶层壮大的结果。 士，最初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存在的。 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战国时期，文化教育的私学化，政治秩序的动荡不安，社会阶级的流动，使士阶层的状况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队伍壮大；“士无定主”；“学而优则仕”。 诸子中，最著名的有十家。汉书·艺文志曰：儒、道、墨、法、名、阴阳、杂、农、纵横、小说家等。,2、先秦子学时期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1）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管子、孟子、孙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 （2）诞生了一批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如易、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等。 （3）已开始探讨广泛的哲学问题，如天人关系、阴阳五行、人的价值等；并提出许多哲学命题，如道、气、有无等。,附：四书五经，十三经，四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焚书，乐散佚，今存乐记一篇，并入礼记。） 六经之功用： 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治，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扬雄法言：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班固白虎通·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书信。,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汉代遂立学官，设五经博士。 七经：东汉时期，于五经之外，加论语、孝经。 九经：唐时以九经试士，故名。 九经之名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诗、书、易。 十二经：中唐于九经外，加孝经、论语、尔雅。,十三经：宋宣和中，于十二经外，加孟子。清人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略）。 四书：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合为一著，并作四书章句集注。 世人以为，宋以前为五经时代，宋后为四书时代。 经，开后世一切文体之先河。详见文心雕龙·宗经篇。,四部之名，始于西晋。荀勖、张华编列政府藏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储五经之属，史记之属，诸子之属，诗赋之属。 四库之名，始于唐。玄宗时，于东西二都，分聚四部之书于四库中。书籍之四大类别自此流传后世。,二、两汉经学时期 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为经今、古文之争。 经今、古文之争，简单地说，今文、古文最初是由于文字书写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谓今文，是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古文，则指秦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书写。,因文字的歧异，导致学术思想的分野，遂分两派，势成水火。史称经今古文之争。 如汉代诗经的传播有齐、鲁、韩、毛“四家诗”之说。其中，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称“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诗学， 两汉时皆立于学官，魏晋以后逐渐衰亡。三家诗除存韩诗外传外，馀均亡佚。鲁人毛亨所传，称毛诗，为古文诗学，先在民间传授，盛行于东汉。,又如春秋三传：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和榖梁传为今文。 尚书：今文尚书为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今佚。 经今古文之争从最初的文字版本之争，发展到学术源流、政治观念等多方面，其实质是利禄之争。,今古文经的区别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今文经学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学则以六经皆史。 二、今文经学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古文经学则崇奉周公。 三、今文经学主阐发新意；古文经学主考据注疏。 四、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 故班固汉书·儒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经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政治影响：利禄之争，直接导致东汉的名教之治，并影响到东汉政治的存亡。 名教，即因名立教。简单地说，名，就是声名、声誉；教，就是包括一切政治措施的教化。从政府用人方面来说，突出地表现为鼓励士人求名，以名予利，凭此来选拔官僚与推进教化。这样，是否有声名，便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现实利益，因此，“名”便成了东汉士人竞相追逐的普遍目标。,如范滂，临刑前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 刻意求名的结果，导致东汉大多数士人名实不副，成为一群不通世务、无益于世的人。此风流弊直接腐蚀了汉代政治统治的根基。,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近启魏晋玄学，远开宋学和清代朴学的学风。 古文重训诂，严格按照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今文经学则任意发挥经义，服务于政治需要。,三、魏晋玄学时期 1、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反动。 玄学，简单地说，就是以先秦诸子中道、法、名家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而形成的哲学流派。玄学的经典为易、庄、老，世称三玄。 产生原因： 试图重建儒家思想体系，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社会动荡中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士人风气由儒到玄、由清议到清谈的变化。,玄学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1、何晏、王弼时期。其根本思想为“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2、阮籍、嵇康时期。崇尚自然无为，反对名教，甚至提出“无君”的思想。 3、向秀、郭象时期。直接将名教之治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政治是天道（即自然）的体现，将玄学思想变化为当时门阀政治的思想工具。,如王弼注老子，“阳老而阴儒”；注易，注重阐发儒学的哲学意义。 汤用彤先生评曰：“王弼之易经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 玄学是名教与政治之间的思想桥梁。他们对东汉的名教之治进行分析、批判，或是加以辩护，都是现实政治在思想界的一种折射。,2、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先生的创造性概括。（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在魏晋时期频繁出现的，则是“风流”一词。“风流”，多与名士风范联系在一起，特指魏晋士人自由的心灵、脱俗的言行和超逸的精神。 魏晋风度包括三方面内容： 士风，表现为士人的精神特质与时代风气； 文学，表现为自然、飘逸、冲淡、旷放的风格； 审美，表现为清峻淡远、高风绝尘的自觉追求。,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玄，品题，任诞。 所谓谈玄，即“清谈”，因其内容主要是玄学，故时称“谈玄”。 谈玄之风，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为祸，造成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太学生群聚京师，高言放论，抨击朝政，臧否人物。这种行为被称作太学清议。实际上，这是一种干预朝政的政治行动。,对于清议到清谈的演变，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嫉视，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清谈遂成为当时名士的招牌。,最初的谈玄，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上自帝王大臣，下至士族文人，乃至僧道中人，皆尚谈玄。其性质，也从最初的全身避祸，不谈政治、只谈玄理，发展到互相效仿，流为时尚，甚至成为学问、智力、口才的竞赛，或有相互辩难，至一方理屈而罢；甚至主客对骂。谈玄，最终内化为士人日常生活的最主要内容。 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谢安、王濛等人，谈庄子·渔父，支道林作七百言，谢安作万馀言，众咸称善。,谈玄的内容，以“三玄”为主，兼及佛理及玄儒异同。著名的论题如： 言意之辨。 从周易“言不尽意”论（其依据为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而尽意”）到庄子“得意忘言”论（依据为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到王弼“言尽意”论（得之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 其他如有无之辨、名实之辨、声之哀乐辨等。,所谓品题，指对人物品性、才能、容貌等方面的评论和鉴定。 源于汉代察举制度的乡党评议。察举制度渐变为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而乡党评议则由政治行为演变为审美行为，乃至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等篇，专门记载人物的品题之风；容止、政事、言语等篇也有涉及。 谈玄讲究学力和思辨；品题重在识力与鉴赏。,品题往往借助对人物的洞察远见和精妙鉴赏，判别其才性优劣、流品高下。如： 世说新语·品藻：诸葛瑾、亮、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容止：“（嵇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有松下风，高而徐引”，“若岩岩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将崩”。所谓孤松独立，高风徐引，既是自然美，也体现出一种人格美。,宗白华美学散步：自然美与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在用自然美来品赏人物美时，道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予人以诗意美的境界。 任诞之风，包括服药、饮酒、裸裎、隐逸等言行风尚。 服药主要是服用“五石散”：紫云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服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故又称“寒石散”；药性发作须行走散发，故又有“行散”、“行药”之说；宜饮温酒。,服药之因：主要基于感于生命短促，时光飞逝，借以追求延年益寿。 客观上，造成“心清神朗”的美学追求。 饮酒：刘伶“死便掘地以埋”，阮籍“求为步兵尉”，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因服药饮酒，遂有宽衣不鞋、扪虱而谈、居丧无礼等行为。,三、隋唐佛学时期 1、佛教壮大的原因 第一、起初，因其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以及奉行斋戒祭祀的方式，与道教信条相类似，而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统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些都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第三，魏晋士人思想通脱，为佛教思想的渗透提供了便利。,第四、统治者基于统治的实际需要，希冀神灵的庇护。东汉经学的无能，以道教为旗帜的黄巾造反，迫使统治者将目光转向佛教。如取代西晋的后赵王朝便是如此。而当后赵面临覆灭时，他们又痛斥佛教神灵的无用。可以说，这样的因素，贯穿了六朝的始终。 第五、名僧与名士、帝王广泛交游，或为名士友，或成帝王师（突出的例子是梁武帝）；僧徒加入清谈，士人研究佛理，成为当时普遍的风尚。这加速了佛教教义与中国固有思想之间的融合及相互吸纳，并成为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润滑剂。,第六、北朝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以自己为“胡人”，而理直气壮地信奉佛教。 由于以上因素，到隋统一中国时，佛教业已发展壮大，在中国思想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寺院经济的发展，已具备了与世俗地主相抗衡的力量；包括皇帝王侯在内的知识阶层普遍习染佛理。因此，各种政权对佛教的要求和限制，大都是在承认佛教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出的。,隋唐两代，由于隋文帝（出生、生长于佛寺）、唐高祖（起义得到僧侣的广泛帮助）与佛教的特殊渊源，两朝都大力提倡佛教。特别是经过唐代的发展，佛教更是跻身于儒、道行列，在思想史上与儒、道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2、佛教理论的新发展 佛教理论从六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到隋唐时期，逐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比照儒家中“人人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提出“人人可以成佛”的理论，修行方式也逐渐从以往需要出家、遵守戒律等外修改变为强调心修、内修的修行方式。这样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修行，既打破了佛教教义的外在束缚，也简化了成佛的次序，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信徒。,此外，唐代时期，佛教还向世俗宗法社会作出了更多的妥协，如唐玄宗时，出现了孝僧；承认孔、老与释迦牟尼均是圣人，主张共同发展；禅宗的崛起，强调顿悟。这样无须知识的积累，不需要大量的财富（修寺、造塔、布施等功德都需要钱）。这种种妥协，使处于对立面的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可以以接纳而非排斥的心态去对待佛教。这也促成了儒者对佛教教义的关注，为他们从中吸收有益成分、复兴儒学创造了条件。,附一：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五祖弘忍 “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钵，后世称之为第六代祖。 神秀主张渐悟，认为通过勤苦修行，坐禅观心，可以消除“妄念”，达到觉悟。 慧能主张顿悟，立足于人自具佛性，通过直观内省达到觉悟。,南宗后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而北宗传不数代，渐无闻于世。 经典：最初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性经典。 理论：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指心性。主张顿悟。,禅宗公案举例：见山是山,五灯会元（宋淳祐十二年（1252）编订）载： 吉安青原惟信禅师，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 知识此处指“善知识”，佛教术语，梵语意译。闻名为“知”，见形为“识”，即善友、好伴侣之意。 休歇处停止之处，指得到真理之处。,公案，原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指前辈祖师言语范例，用来判断是非迷误。 禅宗公案，一般来说有如下几个作用：一、印证对方是否真的解悟；二、记录问答、解悟过程，传授禅宗义理；三、希望阅读者通过阅读公案解悟；四、体现禅宗祖师风采；五、体现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与智慧。前四者更多的是宗教功能，第五种则淡化了其宗教性质，而使我们普通人可以玩味。,禅宗以公案的形式弘法，与佛教的义理相关。在禅宗看来，“道”不可道，难以言说，如果非用语言作出解释，难免落入执著。因此，只能通过上述这些手法让对方超越语言藩篱，放弃执著，反观自心，发现自家宝藏，其背后蕴藏的则是佛教“人人皆有佛性”的教义。 禅宗公案充满了幽默与智慧，它启示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经验，洞见一个空明无碍的精神世界，获得心灵的提升。这也是禅宗公案对大众而言更值得玩味之处。宋代兴起的小品文，便与禅宗公案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发展和演变：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 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开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宋徽宗政和年间，僧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被后世称为“禅门第一书”。这种风气，深受士大夫的欢迎，“禅机”也逐渐融化于“诗境”，对南宋理学发展及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同时，也成为近代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附二：唐代的义疏之学,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唐代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变了以往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局面，命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 按：注、疏、章句、正义等，均为古代注释体例。,对古书正文的解释叫“注”，对“注”的解释叫“疏”，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 “正义”；有时，“注”、“疏”也被称为“正义”。 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传”，先秦时期特指对“经”的解说。“笺”本来是对传的阐发和补充，后世只表示注释的意思。 章句，是解说古书的一种方法，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 集解，选取各家注解，通释经传，叫“集解”。,在唐代，五经正义再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与仪礼疏、杨士勋的穀梁疏、徐彦的公羊疏等，共合为唐朝的九经正义。唐朝学者们的“正义”和“疏”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对各种经说作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即所谓“疏不破注”。 中唐以后，随着春秋学派的兴起，以及韩柳古文运动的倡导，义疏之学渐衰。,五、宋明理学时期 所谓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挑战下，将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思维层面，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论述的学说。 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一）背景 外在的影响：宋儒认为，传统儒学的衰微，致使晚唐五代以来，政权混乱，世道沉沦。为挽回世道人心，并能与佛教相抗衡，着重发掘建构儒学的形而上意义，而回归于现实伦理。 内在的变化：“疏不破注”致使儒学思想支离破碎，舍本逐末，不仅无助于孔孟学说义理的探求，且无补于世，遂倡思孟之学，试图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二）派别： 理学的产生、发展、兴盛，经历了两宋、元明时期。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就其作用和影响论，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加上邵雍、张栻、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主流派；王安石的“新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吕祖谦的“婺学”，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派等为非主流派。,王安石、三苏、吕祖谦等虽属宋明理学的非主流派，但在推动理学的发生和由汉唐向宋学的转变，以及心性义理之学的倡导，都有其地位和作用，是理学思潮中所不可缺少的。 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象数、理气、心性三大派系。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理气者，多据四书发挥，二程、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是其代表人物；心性者，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陆九渊为代表。,（三）基本精神： 1、以道体为核心。 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和社会之上，有一个隐在的、根本的原理、道理，是自然最终根据和社会的终极关怀。 这个道体，在程朱那里便是理，是性与理的结合；在陆王那里便是心，是心与理的结合；在张（载）王（夫之）那里便是气，是气与理的结合；在王安石、苏轼、苏辙那里，便是道，以道体一理的核心范畴，构建其主理、主心、主气的哲学逻辑结构。 虽表述各异，但对道体的认识则大体认同。,2、以穷理为精髓。 穷理，就是追求性命的根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形而上存有天理的体认，或是人生伦理道德的践行和人格理想的完成，穷理是其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穷理不仅是对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的自觉，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和工夫。,3、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 借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境界。理学认为，天理具有真实、永恒、崇高的价值，人欲是未被提升的感性情欲的生理层面，尽管人欲并非都是恶或不好，但如能通过居敬、诚身的存养工夫来去除，则人生和社会便获得真、善、美、光明的意义。 理学各派，都在理与欲、义理与功利、公与私等的冲突中，强调以道心制约人心，以公灭私，以理去欲，以找回唐末五代以来被破坏了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想，重建士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理想。,4、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 理学既具有超越的理性精神，又具有当下的实践精神。他们推崇四书，并非以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为独善其身，而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匹夫之责。人处天地之间，是天地的中心，天地无心，以人心为心，自然、社会因人的存在而有价值和意义。 故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有“先天下”之论，陈亮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胸襟和气度。,5、以成圣为目的。 宋明理学家大多都以辟佛老，辨异端，弘扬圣人之道为文化使命，“成圣”可以说是理学的人格理想和终极关怀。 （四）集大成者：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理气论和心性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思想体系，它适应了统治阶级重视纲常伦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并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理学与佛、老的根本区别： 从立场上说，理学崇“有”，佛老尚“无”。 从用途上说，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不遗人伦，不绝物理，明体而达用；佛老遗人伦、绝物理，有体而无用。 从理想上说，理学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视天下为一家的大公为价值理想；佛老修炼心性，为解脱个人的烦恼，独善其身，落入自私自利之中。,（六）理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1、主体 文人学者官僚的三位一体：知识广博，求实，求异，求新 宋诗的三大特点：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都缘于此。以理趣为美，更是思辨哲学在文学中的体现。 2、因学术之争而引发的党争 3、学术争论与思想调和,六、清代朴学时期 所谓“朴”，推及清儒治学之精神，则当应解释为治学态度、方法的朴质和文风的朴实简洁。 （一）发展 清代“朴学”的发展有三个分期： 1、启蒙期。代表人物：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主要贡献在于解放学者的思想，使学者彻底摆脱宋儒的羁绊，转向汉学一路。,2、全盛期。代表人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时号“乾嘉学派”。特征就在于治学重考证，“无征不信”。他们倾全力治经学，并旁及小学、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史学、天算、水地等领域，极一时之盛。 “乾嘉学派”有两大分支：一个是“吴派”，一个是“皖派”。开“吴派”者，惠栋，开“皖派”者，戴震。以“皖派”影响最巨，大师辈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号为“戴、段、二王”。此外全盛期还有万斯同、全祖望、毕沅、阮元等大家。 3、衰落期。俞樾、孙诒让、章太炎，为清学后劲。,（二）朴学兴盛之因 1、明儒空疏误国 2、文字狱 （三）清代今文学派 又称“常州学派”，倡导者及奠基者：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继承者：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 近代洋务派、维新派及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无不受到今文学派的影响。,清代今文经学，是为解决清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现实问题而兴起的。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今文与古文，或言宋学与汉学，却成了学术思想门户之限的象征。门户之争，从学术讨论发展到人身攻击，在时代剧烈变化的影响下，清代学术思想最终走向了没落。,七、近代新学时期 所谓新学，是指以现代自然知识为核心，包括现代的政治、法律、经济在内的一整套现代科学体系。 新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故又被称为西学；与传统的中学相对，在传播过程中又称为新学。 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政府对于新学的承认。 同文馆是由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专门设立的以学外语为主的语言学校，聘请外国人作老师，称为教习。招生的对象是贫民的子弟，还有一些破落的八旗子弟。,新学的传播曾经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经过剧烈的碰撞和摩擦之后，最终洋务派和维新派取得了上风，他们开办了许多学堂和书院，将越来越多的西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1905年新政时期废除科举，标志着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新学终于确立了主导地位。近代新学的迅猛发展，为建立现代知识体系，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