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原因分析.ppt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原因分析,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 主编,内容提要,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经济转型 二、已有的研究成果：几种流行的观点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四、面板数据模型选择 五、估算结果 六、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 七、结论及政策涵义,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经济转型,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由“供给不足”型转向“需求不足”型。据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调查预测，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以来，中国市场上有75%以上的消费品出现过剩，此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遭受着总需求不足的困扰。,表1. 消费品市场上商品供求状况变化(%),年 份 供不应求 供求平衡 供过于求 - 1995年上半年 14.4 67.3 18.3 1995年下半年 13.3 72.3 14.6 1996年上半年 10.5 74.5 15.0 1996年下半年 6.2 84.7 9.1 1997年上半年 5.3 89.4 5.3 1997年下半年 1.6 66.6 31.8 1998年上半年 0.0 74.2 25.8 1998年下半年 0.2 66.1 33.8,1999年上半年 0.2 27.6 72.2 1999年下半年 0.0 20.0 80.0 2000年上半年 0.0 21.6 78.4 2000年下半年 2.0 18.4 79.6 2001年上半年 0.2 19.3 80.5 2001年下半年 0.0 17.0 83.0 2002年上半年 0.0 13.7 86.3 2002年下半年 0.0 13.0 87.0 2003年上半年 0.0 14.5 85.5 2003年下半年 0.0 15.2 84.8 2004年上半年 0.0 23.0 77.0 -,总需求不足 内需不足 中国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 其中主要又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这表现在，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偏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见图1）；在中国的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见表2）；自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既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落后于经济（GDP）增长（见图2）。,图1. 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1998-2006年）,根据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13万亿多美元GDP中，有9.2万亿美元用于居民消费，约占70%，政府消费2.5万亿美元，最终消费（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占GDP的比例（消费率）高达近90%；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为27：100：用于投资的只有2.2万亿多美元，投资率为16.9%。而我国同期2006年的22万亿人民币GDP中，只有49.9%即11万亿用于最终消费，其中政府消费达到3万亿元，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为37：100，投资达到GDP的42.5%即9.4万亿元，净出口1.7万亿。,比较： 2000年部分国家投资率与消费率比较（%）,表2. 1995-2006年中国最终消费结构变化（%）,图2. 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率,我们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着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这是近10年来国内外经济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国政府关心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尚未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二、已有的研究成果：几种流行的观点,1、“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说 2、“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点”说 3、“福利制度改革”说 4、“居民消费升级换代”说,中国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始于1997-1998年，此后持续存在，上述第二种观点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因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是由来已久的，在1997年以前也是如此，用一种长期存在的行为来解释在某一个阶段才开始出现的现象似乎说服力不强。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与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完全吻合：因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是90年代中期；并且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需求不足，例如印度、印尼和韩国。有些中国学者则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军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尚不是构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高收入阶层目前的平均消费倾向仍然较高。上述第四种观点则缺少经验数据支持。第三种观点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一致，因为中国在1998年前后正式实行了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但是这种说法尚没有人用计量分析结果来进行检验其真实性。,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居民的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高路易（Louis Kuijis）对中国高储蓄原因的研究。在洛易扎（Norman Loayza）、施密特-赫伯尔（Klaus Schmidt-Hebbel）和瑟温（Luis Serven）运用世界银行建立的包含150国家、横跨1965-1994年储蓄及其相关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库对私人储蓄变动原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高路易专门对中国的高储蓄现象进行了经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高储蓄首先是由于企业的储蓄水平高，其次是政府的储蓄水平高，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虽然高于OECD国家，但是低于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言下之意，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过多。高路易进一步指出，中国居民储蓄水平高的部分原因是居民需要承担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支付或者由保险涵盖的支出，譬如医疗和教育，中国居民还要把将近一半的储蓄花在住房投资上。因此，高路易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解释其实和本文前面概括的中国学者的第三种观点是接近的。,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使用1995-2005年中国分省城乡面板数据(panel data)。之所以选择1995-2005年的数据，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为了观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我们必须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只编制了1992-2004年的资金流量表。也就是说，要研究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现在可以使用的数据只有1992-2004年的数据。其二，中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始于1997-1998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自2001年开始。我们选择的数据完全覆盖了这个时间阶段。,由于西藏的有关数据不完整，我们没有把西藏纳入模型分析。为了获得足够的数据点支持，我们使用了1995-2005年这11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省数据。直觉告诉我们，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在使用分省数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别使用了各省的城镇数据和农村数据，以便对决定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关因素分别进行估算。,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年份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扣除了医疗和学费支出以后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有8个：,解释变量： 1、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或简称人均收入； 2、居民人均医疗支出； 3、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4、通货膨胀率； 5、利息率； 6、住房制度改革； 7、未成年人口负担率； 8、老年人口负担率。,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95年的CPI作为基期的CPI，对19952005年的分省城乡名义数据进行了调整，形成以1995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始于1998年下半年，所以本文把“住房制度改革”设为虚拟变量，1998年以后为1，其他年份为0。,四、面板数据模型选择,由于本文数据是19952005年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它们既可以看作混合数据（Pooled data）结构，也可以看作面板数据结构。混合数据假设各横截面之间相互独立但不同分布，而面板数据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对相同的个体每年进行重复测量得到的数据，它允许各横截面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消费、收入等数据不可能相互独立，所以决定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使用Eviews5.1软件进行估计。,在使用Eviews对城镇和农村居民计量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时，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无法判定，综合LM检验结果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决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五、估算结果,基于上述检验结果，分别建立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面板数据模型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两个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的P值均接近于0，说明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表3.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4.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我们的发现： 1居民人均收入对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显著水平均为1），其中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这种影响度的差异可能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还有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缘故，这部分消费在官方统计上反映不出来。 2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未成年人口负担率与居民人均消费需求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未成年人口负担率提高会显著减少居民的消费需求。 3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口负担率提高对居民的人均消费需求影响显著正相关。,4医疗卫生费用提高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医疗卫生费用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这种正相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有些地方还相当贫困，当医疗价格提高时，一些农村居民干脆减少医疗消费，而代之以增加其他消费，例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以便减少生病。 5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负相关的，但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可能是由于城镇的学杂费大大高于农村，也可能是城镇居民对学杂费的提高比较敏感，或者他们比农村居民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6住房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正相关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是不确定的。农村居民向来居住的都是自建房，因此，住房制度改革（住宅商品化）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他们购买商品房一般也不是通过节衣缩食一个工薪族即便不吃不喝，把全部工资攒起来，也需要20年以上才能买得起房，如果光靠节约生活消费来买房，那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买得起房！但是，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城镇居民的住房费用（如物业费、房屋维修费）却大大增加了，而这些费用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计量结果显示出住房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正相关的。,7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负相关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是不确定的。这说明主要依靠货币工资生活的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是高度敏感的。 8利率变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个结果说明，利率的变化对中国居民来说是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总体上看，实际利率提高有增加居民消费（或减少居民储蓄）的作用，即中国居民的储蓄供给曲线可能在某一利率水平上是向后弯曲的。,本研究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得出的新认识： 1关于赡（扶）养负担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重小轻老”倾向。为了养育好培养好未成年人口，中国居民宁可节衣缩食，减少当前消费支出。这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中国目前给未成年人口提供的社会福利比较少，养育未成年人口主要是依靠家庭自身。由于城镇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有退休金或养老金，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低，所以老年人口负担率与居民的人均消费需求是显著正相关的。,2关于福利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除了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有负向影响以外，我们没有发现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改革有明显减少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因此，把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归因于中国福利制度改革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的计量结果没有证实前述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福利制度改革”说。,3关于人均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人均消费需求都是高度依赖于人均收入的。由图3和图4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在1995-2005年，随着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的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基本上呈线性关系。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不但相关程度高于农村居民，而且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也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更稳定。,图3. 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散点图,图4. 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散点图,六、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根据我们的估算结果，虽然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收入的依存度有些差别，但是人均收入都是这两类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是相当稳定的；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经济起飞和制度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消费函数的形式基本稳定，人均收入的变化是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自1997-1998年开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呢？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沿着平均消费倾向（APC）和收入这两条线索来进行分析。因为，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在消费函数基本稳定的经济中，消费需求就由消费倾向和收入二者决定。,根据1993-2004年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我们计算出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变化，见表5。 由表5我们不难看出，1992年到2004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如果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开始出现的1997-1998年作为起点来看，1997年到2004年，居民消费倾向先是不断上升，2001年达到最高点以后又不断向1997-1998年的水平回落。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居民来说，不存在随着收入的增加，平均消费倾向不断递减的情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是由消费倾向递减造成的。,表5. 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现在我们只能从收入变化上来寻找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体制活力和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如果以1978年为基期，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2倍；在我们研究的1995-2005年这个时间段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283元增长到10493元，增长了1.4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7.7元增长到3254.9元，增长了1.06倍。 从纵向上看，1995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都翻了一番以上。但是，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又是另一种景象。图5显示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比较。,图5. 人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比较,我们由图5可以看出，1997-1998年正好是城乡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对比关系发现逆转的转折点：1995-1996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1997-1998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此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体上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但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4年以前一直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1997-1998年开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导致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呢？这需要从国民收入分配上去寻找原因。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1997-1998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通过对1992-2004年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行计算和分析，我们发现：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一直是向政府倾斜的，自2004年开始，收入分配又开始向企业倾斜。在中国GDP的初次分配中，1995年政府占有的份额最低，为15.14%，1996年上升到15.53%，此后不断上升，到2001年达到18.36%，6年之间上升了将近3个百分点，2002年和2003年分别维持在17.48%和17.98%；1996年到2003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额由67.23%下降到63.2%，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4年由于企业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过快，居民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到57.78%，比上一年降低了5.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996年到2004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额由67.23%下降到57.6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见表6）！（2001和2004年我国GDP分别为11万亿和16万亿元）,表6. 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1992-2004年）,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即全部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有的份额上升得更快，由1996年的17.15%上升到2003年的21.85%，上升了4.7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则由69.29%下降到62.68%，下降了6.61% ! 在2004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企业（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分别是21.79%, 20.38%和57.83%。总起来看，1996年到200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DI）中所占的份额由69.29%下降到57.83%，下降了11.46%（见图6）！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得更多。这说明，通过财政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政府将更多的收入集中在自己手里，或者说，在经济蛋糕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获得的份额在不断缩小。,图6. 中国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变化（1993-2004年）,图6(A). 中国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变化（1993-2003年）,我们看到，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在时间序列上只滞后1年，这不应看作是一种巧合。消费需求变化比收入分配变化滞后1期是和相关的经济理论相吻合的。通过表2、表6和图5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和比较分析后我们又发现，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是和居民收入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如果撇开2004年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不论，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96年到2003年，居民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下降的百分数差不多等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的百分数，而政府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百分数接近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百分数。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化不但和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基本一致的。见表7。,表7.消费占比变化与收入占比变化的一致性,七、结论及政策涵义,我们通过使用1995-2005年中国分省、分城乡的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中国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由于1996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断向政府倾斜（2004年又向企业倾斜），居民收入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由此导致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自1998年以来增长缓慢。 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用收入分配变化来解释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本文开头所说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的观点不同。我们所说的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而不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我们认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因为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居民）有消费需要（欲望），但是支付手段不足，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低收入者规模相对扩大；但是我们的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公部门（政府）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要寻找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的原因，既需要关注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更需要关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本文的计量结果还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重小轻老”倾向：未成年人口负担率提高会显著减少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这种关系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中国目前给未成年人口提供的社会福利比较少，养育未成年人口主要是依靠家庭自身。,我们这个研究结果的政策涵义是明显的：由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也提高一个百分点，所以要提高居民消费在总的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通过初次分配获得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劳动者报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劳动者报酬大约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80%，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从短期来看主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从长期来看主要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如果说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健康和和谐发展需要通过提高我们国内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的话，我们的政策重点应当着力于：（1）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广大城乡居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的成果；（2）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拓展投资渠道，不断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3）鼓励居民创业，为居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环境保障，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考虑到我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增加农民收入对于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居民特别重视未成年人口的养育和培养，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负相关的，这就提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将会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2005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和民生工程，这使得居民消费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增长的势头。但是，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还偏低。尤其是，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和人均收入达到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将是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提高消费需求不应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应当是一种长期发展战略。,谢谢大家！ （fangfq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