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下.ppt

喧哗与骚动 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下）,2010年秋季,答疑之前的说明,亲爱的同学们：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以纪实的手法对新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透视。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股市二十多年来的重大事件，对股海中吒咤风云的人物及相关事件进行了公允的评析和真实的叙述。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一次讲不完， 所以分为上下两部分，喧哗与骚动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上）在今年春季已经讲过，这次我们进去（下）。 再此谢谢大家！,危难时期：成长的烦恼,掀开锅炉的“盖子”,1998年8月27日，东方锅炉的原董事长、四川省证管办副主任江仲生，东方锅炉的董事长何允明，副董事长程兆峰，董事马一中因涉嫌贪污，被四川省公安厅刑事拘留。几乎公司的所有领导都涉及此案，就此东方锅炉的“盖子”被掀掉，锅炉里到底煮的是什么汤呢？ 1996年8月以后，公司即将上市的消息流传开来，公司的股票在一级半市场已被炒至5.513元。当时公司的董事长江仲生、总经理马一中、副董事长程兆峰和副总经理何允明，四条蛀虫越贪越起劲，越贪越无度，甚至还用公司的钱“奖励”自己各8万元。截止被逮捕时，四人分别贪污222万元、241万元、222万元和218万元。另外，1999年10月13日，东方锅炉董事会发布公告，称公司为了达到股票上市的目的，伙同有关方面作假，将注册时间和成立试点企业的时间提前，还编造了股东大会决议、分红方案和表现良好的赢利状况，违反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对1992年至1994年的利润进行调整，虚增利润1 500万元，并在上市公告中做了虚假披露。 实际上，东方锅炉的盖子揭开的还不仅仅是一宗贪污案，更是揭开了中国股市造假公司大曝光的序幕。,康赛：慷慨地塞黑钱,1999年4月27日，湖北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施建，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建萍涉嫌经济犯罪，双双被逮捕。随即康赛集团1999年中报引发“地雷”，到1999年年报出台时，“地雷”全面炸响。公司全年亏损6 203.55万元，每股收益摊薄为亏损0.51元，净资产收益率为28.7%；2000年中报，康赛集团继续亏损。一个绩优股神话破灭得如此出人意料。 在股市中，提起康赛，股民们总是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这样的神话一旦被揭穿，其对股市的震动是PT红光和大庆联谊无法相比的。那么康赛神话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毫无疑问，炮制这类神话离不开贪官污吏。在康赛神话的编造中，上百名国家干部落水。 康赛集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2年的黄石服装厂，可谓半个世纪的老企业了。1989年童施建成为该厂领导，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6年8月28日，康赛集团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把一个一两百人的小厂“盘”成近4 000名员工的上市公司，童施建真可以说是企业界的“精英”了。,康赛股票在钱权交易后顺利上市。但童施建志不在此，他要把康赛搞大，搞出名气。这样公司的运作自然需要各方面，尤其是银行的“支持”。在走关系上，康赛是名副其实的“慷慨塞钱”。1996年，童施建邀请当时建设银行黄石分行行长王建华到澳大利亚“考察”，“考察”的最后一天晚上，童施建把一份康赛公司在黄石各家银行的贷款情况表放在王建华面前，其中建行有3 000万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童施建提出对这些贷款进行延期，要求减少或降低罚息，另外要求再追加贷款。当然附有一个让贪官心动的条件：建设银行黄石分行每增加一笔贷款，将以新增贷款金额的1%给王建华个人。 关系是多方面的，康赛的贿赂几乎在湖北黄石满天飞，大大小小的贪官纷纷栽进康赛黑洞里，甚至包括当时黄石市的“父母官”，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杰（正厅级），陈家杰除收受贿赂外，还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票5万股，获利35万元，违规购买万德莱公司股票40万股。 在方方面面的关系都畅通之后，康赛自然包装成了绩优公司，完成了其神话的制作过程。,耸人听闻的基金黑幕,财经杂志2000年10月号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登了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引发市场又一次大地震。 基金黑幕一文得出证券投资基金有大量违规违法的结论，让基金投资者大惊失色。然而在股市里跌打滚爬多年的老股民对此“笑而不答心自闲”，他们根本不感到吃惊，像基金在一只股票股价高位接盘的情形，早有人猜测到了。如今被财经杂志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加以披露，只不过是确认猜测罢了。那些老股民感兴趣的是文章里所用的背景材料，它们来自交易所的交易记录，具有令人无法辩驳的真实性。不用问，基金的管理者自然对此事大为反感，“隐私”一下子被曝光，很不舒服。凡是记者问及此事，大都认为基金黑幕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基金均接受着严格监管，不可能出现该文所说的那种情况。有的人承认基金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非议，除了管理人员非法收受利益和几家基金有意联手操纵市场外，基金在股市上为获得利益进行的各种操作不应视为不妥。可一切辩驳在真实的数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狗急跳墙。2000年10月16日，大成、长盛、华安、华夏、国泰、南方、博时、富国、鹏华、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联手反击，在几大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上共同发表严正声明，称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是恶意炒作，“其中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严重误导了投资者。” 总之一句话：“无稽之谈”。恼羞成怒的基金管理者们认为基金黑幕一文“手法不正当”、“数据看走样”。声明最后向世人宣称，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其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总之，严父出孝子，我们都是大好人。眼看双方拉开了剑拔弩张的对峙势态，这时“严父”不能旁观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出来表态，他表示基金黑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欢迎新闻媒体、报章杂志对证券业、证券市场、资本市场进行监督。这次讨论引发的各种意见，对于监管和证券业的成长来讲，都有很多有益的内容。周小川的话比较大度，不管基金是否存在“黑幕”，既然媒体提出了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气度还是要有的嘛。到底证券投资基金有没有问题？恐怕不会没有，诚如刘鸿儒教授所言：“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反过来想，“2岁的孩子”一味向世人表白自己是最完美的，或许也只有2岁的孩子会相信。,“中科系”编织的“杰作”,说起中科创业，老股民都清楚其前身叫“康达尔A”，总股本约为3.9亿股，流通股本为1.1亿股。这是由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深圳宝安县养鸡公司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畜禽饲料及养殖业，似乎“农林牧副渔”均沾点边，属于正宗的“农家子弟”。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康达尔更名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对此次股权转让，当时有权威媒体评价：康达尔正式挥师高科技 虽然“农家子弟”不仅洗脚上田，而且脱胎换骨成“知识分子”似乎快了点，可在1999年和2000年，股民们见识过不少“麻雀变凤凰”的奇迹，所以对于康达尔成为中科创业的资产重组并没产生什么怀疑，而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其股价从1998年4月起就开始走牛，显然有消息者已在狂炒，消息出来后，原本已经高企的股价再度一路飙升，到2000年2月21日，创下84元的天价。 事情起源于深圳有个颇为有名的个体庄家朱焕良，此人与康达尔公司的管理层很熟，经常到公司串门子，公司的员工们亲切地称之为“朱大户”。1998年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吕梁，希望吕梁能帮助他把手上套得很深的康达尔股票解套。原来朱焕良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吃进了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股，坐庄做到如此高度的控盘，是很难出手的。可他经营的深圳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英特泰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需要钱。朱焕良无力再拉升出货，得找人接盘，找来找去找到了吕梁。吕梁同意帮助朱焕良解套，但要求“朱大户”进行35年的长期投资，同时把康达尔从“养鸡大王”改造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企业。,有人愿意接盘，朱焕良自然啥条件都答应。两人签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策划由吕梁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股票，而朱焕良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是5年。天晓得，这种黑道上的活计还正儿八经地签协议，雇个凶手杀人是不是也得签个合同呢？诚如庄子所言：“何适而无有道邪？” 吕梁与朱焕良达成对康达尔股票操作协议后，搞了一份“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吕梁拿着这份项目建议书，首先游说的北京机构有：中煤信托、南方、海通、中信、中兴、北京证券等证券公司。这些机构的证券营业部将一些对计划感兴趣的客户，即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介绍进来，于是这些机构又作为吕梁的“客户”，与吕梁签了约，确定了炒作康达尔的时间、赢利预期等。这样由某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组成的一艘“炒作航母”制造完成了。吕梁将自己组织的这艘航母比喻为类似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事后他也承认这是违法的，那些机构与基金彼此签订的协议“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梁完全清楚这点。可炒作成功后的巨大利润令这些炒家?视法律为儿戏。,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对话节目，在查处“中科系”和亿安科技消息公布两天后，即2001年1月13日，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与吴敬琏教授的“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在经济界、证券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真正聆听的人不多，大多数股民都是事后打听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南京，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这个跨入新世纪的七十岁老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同时他还担任着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可谓身兼多职，德高望重，一言千金。更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底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举办的“2000年经济年度人物”的评选活动当中，吴敬琏还获得“2000年十大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其余的九位都是企业家，而作为学者的吴老得票数名列榜首。,吴敬琏单挑股市,2001年1月13日晚上，吴教授在电视台主要对股市的一些敏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个人看法。首先是对股市泡沫的问题，他认为目前的股市“是有泡沫的，而且相当的大”；其次他认为，“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就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最后他指出目前的股市不正常，“赚钱的人赚的是谁的钱呢？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到他的口袋里，靠炒作来让一个民族富起来，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吴教授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奇人奇语”，有些股市评论家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不过由于吴教授“老夫聊发少年狂”，素来有给股市“泼冷水”的习惯，所以格外引人注意。,早在1994年8月，吴教授就把自己对股市的观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取名何处寻求大智慧，正是那篇文章引发了1995年下半年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大讨论。2000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对我国股市上热炒网络股的现象发表看法，该谈话被几家报纸以“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为题报道，从而招致“反对开发网络技术和发展网络经济”的指责，当年3月中旬的报刊上又出现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等文章。在财经杂志刊出基金黑幕一文时，2000年10月29日，吴敬琏接受了央视经济半小时专访，站出来对“基金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又在11月初，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对基金黑幕的事件做出反思，其观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题目为股市不能“太黑”。在“中科系”雪崩时，吴教授于2000年12月31日走进央视“对话”节目演播室，对中国股市现状提出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其言论是春节后股市下跌的“导火线”。正因为吴敬琏教授经常在股市动荡时站出来说话，所以他的话被媒体格外关注。,在1月13日央视播出吴教授对股市的看法后，一些报纸第二天就进行了报道，如北京青年报，突出吴教授谈话中“全民炒股不正常”来进行报道。证券市场周刊专门派记者去采访吴敬琏，想做一个专题采访，但记者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专题未能做成，可该杂志于2001年2月8日出版时，将采访提纲发表，取名为“九问吴敬琏”，以待吴先生的解答。这九问不免有些走极端，现罗列于下：（1）中国股市和赌场有本质的区别吗？如果它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算不上，那么，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2）投机者如何创造了社会财富?投机分子为谁服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3）“买股票”与“炒股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在美国股市欣欣向荣的时候，它的投资者们是在“炒股票”还是在“买股票”？对于这期间美国经济的繁荣，这些投资者们有没有贡献？（4）股市中普通投资者是不是应该完全摒弃“在炒作中得到回报”的希望？（5）“水至清则无鱼”，您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股市吗？股市能容忍多大程度的“不清”？现在的股市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限度？（6）如何看待美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7）您说“中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不规范的”。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您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有没有一条代价小一点的道路？（8）发展了10年的证券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萧条还是繁荣？（9）假如您是证监会主席，您能完全贯彻您的理论吗？,正是证券市场周刊的这“九问吴敬琏”，才把问题挑到尖锐化和激烈化的地步，从而激起了市场人士的普遍关注。各种言论纷至沓来，有人猜测这位年届“古来稀”的老人“有背景”、“被利用”，也有人指斥他“一言毁市”、“否定中国资本市场”，有人评价他“情绪化”、“偏激”、“不专业”，当然也有人赞许他“唤醒了我们的良知，使我们找到了说真话的感觉”。 然而对于媒体的热切讨论，吴敬琏似乎已经忘了此事，一直避而不出，不置一词。,法治时期： 黎明前的黑暗,死而不僵郑百文,2000年3月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郑州市法院提出，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百文”）破产还债的诉讼申请。一时间这家上市一年多就成为垃圾股的公司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ST郑百文前身为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公司，1988年12月被批准进行股份制试点，1996年4月18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郑州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和河南省首家商业类上市公司。上市后，公司曾在当年取得过“辉煌”的业绩，尤其是1997年，更是成了全国商业的“标兵”。那一年公司的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等指标在深沪上市的商业类公司中排名第一，并跻身国内上市企业100强，一时间声名大振，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拿到了方方面面所能给予的所有荣誉。 然而从1998年开始公司却面目突变，露出狰狞之相，把投资者推进了漫漫亏损路。1997年“赢利”8 130元，每股收益0.46元，到1998年年报出台，竟然亏损5亿元，每股亏损高达2.54元，按照上海证券报的说法，“等于每天要砸掉四五百台电视机。”1999年，每股收益已达4.8435元，两年连续创下中国股市亏损之最，亏损之巨，令人侧目。公司于1999年4月27日“成功”戴上ST帽子。戴帽后的郑百文并没有什么起色，2000年中期继续每股亏损0.3071元，到2000年3月，公司已欠大债主20多亿元巨债，每股净资产为6元。这次提出郑百文破产请求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其最大的债权人。这样一家亏损、负债如此之巨的公司，在国外恐怕早就破产，也早应该被摘牌退市了，但中国却有自己的国情。,2000年10月30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用3 000多字的篇幅刊发了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一文。文中揭示，郑百文为了上市一开始就把亏损做成赢利蒙混过关，据郑百文的一位财务经理回忆说，为了上市，公司几度组建专门做假账的班子，把各种指标都准备得一应俱全。上市后还是一路造假，一直炮制到1997年的每股赢利0.448元。也就是说，郑百文从来就是一家亏损公司，直到亏损过大，造假再也造不像。那么郑百文有没有赚过钱？钱是赚过的，1996年郑百文实现销售35亿元，其中家电批发占80%，销售额和利润居同行业之首。那时的郑百文为了再创佳绩，还玩了一把激励机制。凡完成销售额达1亿元的员工，可享受集团公司副总的待遇，奖励一辆小汽车。这一激励果然“有效”，一年间郑百文的销售额从20亿元飚升到70多亿元。相应的，购买小汽车的费用也高达1 000多万元。在道德底线废弃的环境中，任何一项制度的推出，都将成为抢钱的借口。 郑百文“赢利”的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郑百文的“铁三角”关系破裂。所谓“铁三角”关系，就是它和四川长虹及建设银行郑州分行建立的三角信用关系，这种关系被人称为贸、工、银的资金运营模式。1998年下半年，建设银行郑州分行减少了给郑百文的承兑业务，这对于每年需要几十亿承兑来维持运营的郑百文来说，无疑是封喉一剑。在封喉剑刺来的同时，国内彩电市场开始走下坡路，四川长虹不再单纯依靠大批发商来维持销售，想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来应对市场的颓势。这对郑百文又是拦腰一刀。,情急之下的郑百文这会儿还有招架之式，那就是清空库存回笼资金来应付紧缩，避免资金链断裂。然而这时彩电价格一跌再跌，郑百文各地的批发中心无法维持，相继停业。于是最后的招架落空了，郑百文轰然倒地，顿时气绝。 郑百文做假账、骗取上市资格、任意挪用募集资金等内幕披露后，舆论为之震惊，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要求严肃查处郑百文事件，有关职能部门组成调查组开赴郑州，进驻郑百文，对公司巨额亏空及涉及违法乱纪问题进行调查。 其实从郑百文公司来说，早就破产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手中接管郑百文十几亿的“不良股权”后，于1999年12月就向司法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破产上市公司河南郑州百文公司，但没有被当地法院受理。法院不受理恐怕是因为郑百文的事情太复杂了。任其破产，无疑是宣布巨额国有资产化为泡影，平摊到全国人民头上，每人也有两三元钱，这个责任谁来负，是公司本身还是地方政府?再说宣布破产，就得面对巨额债务来“分配”损失，势必引起市场内外的震荡。导致中国股市大震荡，不要说地方法院没这个胆量，就是河南省政府也无此胆量。如果不破产，公司法出台已有时日，法理上又如何说得过去。面对法律和各方利益的抉择，地方法院只能“避而不见”。地方可以欺骗中央，单位也就可以欺骗地方，个人也就可以欺骗社会，国家也就可以欺骗世界。道德的底线就是如此被彻底扯断的。,“股灾”：给新世纪一个下马威,2001蛇年新春后，遭到“中科系”和亿安科技雪崩重创的深、沪股市格外引人关注。自2月5日开盘以来，市场走势极度低迷，与2000年整体走强、迭创新高的牛市形成强烈反差。2月5日开市当日上海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跌幅分别达到2.79%和2.25%，这是自1996年以来，股市第一次在春节后出现大幅下挫。2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2 000点的重要心理关口，市场人气涣散，股价如“恋树湿花飞不起，愁无际”。然而正当股市反弹企稳，上证指数重返2 200点以上，人们遥望新一轮启动时，新世纪真正惨烈的暴跌开始了。7月份对中国股民来说是个漆黑一片的月份，仅一个月时间，股价市值蒸发7 000亿。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还逗留在2 200之上，到了7月底，狂泻至1 900点一线，共跌去近300点，跌幅近14%，这是中国股市在执行“T1”交易制度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尤其是7月30日可谓“黑色星期一”，当日沪市下跌108点，轻松击穿2 000点的心理关口，这是两年来单日下跌之最。一天下跌一百多点的惨痛场面是自“5R26;19”以来的第二次。6月底沪深两市的总市值为5.36万亿元，跌去14%意味着缩水7000亿元。这个以总股本来计算的数字可能有点夸张，若以流通股计算，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4%意味着2 660亿元的损失。这2 660亿元中的每1元钱可都有一个实实在在受损失的人，他们承受了股市下跌的悲剧。,市场分析人士按各自的理解纷纷为这次暴跌号脉。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可这种暴跌却找不到来自经济方面的“噩耗”，相反，关于中国经济的利好消息频传：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这是长期拉动中国经济的利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上半年我国GDP增长达7.9%，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基本完成，我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加入WTO。从宏观经济来说，找不到构成暴跌的理由。那么十年股市难道还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显然也不容易解释。据海通证券研究所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近两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换手率迅速下降，一些成熟市场的特征开始出现。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沪深两市的换手率分别达到了760.05%和949.68%，创下了历史上的峰值。此后两地市场的换手率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2000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当年沪深股市的涨幅均超过了50%，但换手率却较4年前下降幅度超过50%，分别为369.93%和387.22%。2001年上半年，沪深两地市场的换手率则更低，各为136.31%和131.99%，如果剔除B股市场上涨的因素，沪深股市的换手率分别为126.37%和112.2%。从换手率这项指标来看，可以证实中国股市十年是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的，而不是越来越非理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把2001年79月份的暴跌看做是非理性的，肯定有其深层的合理性。,当人们总结股市十年成就时，总会沾沾自喜地宣布，十年来中国股市平均每年新增上市公司100多家，平均年筹资额超过1 000亿元，上市公司筹资额也以年均30速度增长。由此得出结论，我国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潜力巨大，足可以支持上市公司筹资增长速度，2001年筹资额预计达到1 500亿元是没问题的。可谁也没有想一想，十年来上市公司股市发行市盈率是多少倍。 截至2001年截至7月28日，沪深两市共有154家公司发出预亏或预警。其中7月27日有20家公司预亏或预警，7月28日预亏预警的公司更是增加到25家。仅仅两天时间，其预亏预警公告就占到全部预亏预警公告的近1/3，它们之中有的是老牌绩优股，有的是上市不久的次新股，还有当下时髦的增发概念股。有些公司上市之后，从来就没有给过“老板”们什么回报。这些公司的无赖相无异于在说：我就这德行，要我浪子回头，那就给钱吧！ 还有一大批上市公司不务正业，据统计，在1 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100多家涉及“理财”，其中国脉联通一家就有3.15亿元被拿去“理财”。圈来钱不是去努力实现其承诺的业绩，而美其名为“理财”。有人说中国上市公司是最不缺钱的，反正钱来得容易，不圈白不圈，圈来后实在没用就找操盘手去“理财”。加上频频发生上市造假事件，更把一批上市公司不择手段进行圈钱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银广夏：中国股市的“9R26;11”,2001年7月，财经周刊杂志揭露中国股市公认的绩优股银广夏造假。石破天惊，市场一片惊恐。不仅中小投资者惊愕，就连机构投资者都“魂悸魄动，惊起而退”。银广夏于2000年在中国股市里出尽了风头，涨幅为两市之最，达到了440%，而且被市场一致公认为中国未来的大蓝筹股。如果消息被证实，那么必将导致一场机构多头及中小投资者的夺路残杀，中国股市将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对银广夏业绩造假，中国证监会正式立案稽查，为了缓解市场动荡，证监会同时宣布从2001年8月3日起，银广夏停牌一个月，以待结果。这一个月，对手持银广夏的股民来说，真可谓“睡里销魂无说处，觉来惆怅销魂误。”不过再怎么难挨，经受过那么多造假重创的股民，还会心存侥幸吗？9月6日证监会查明银广夏虚构利润7.45亿元，为此对涉嫌犯罪的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市场在一片哗然声中，开始了疯狂逃窜和血肉践踏。 2001年9月10日，停牌一个月后的银广夏一开盘就被巨大的卖盘封死跌停。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事件，世界股市一片跌声，而银广夏被股民们称为中国股市的“9R26;11”恐怖事件，继续对大盘构成重创，上海金陵、轻纺城等持有银广夏的上市公司集体跳水自杀。随后就是一天天的无声的开盘跌停。真的是无声无息吗？不。股民们每天听到的是血管被割断后滴滴答答的滴血声。每天都滴掉许多血汗钱。无法出逃的股民，唯有“日日跌停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银广夏造假事件后果极为严重。据报道，广西有一位老股民，在30元上方用150万元买了银广夏，在12个跌停板被打开后，用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150元再次买入银广夏，企图摊低成本，挽回一点损失，结果再次被封入跌停，等第16个跌停板被打开时，不要说自己的钱，借来的150万元也被腰斩了。像这样在银广夏上遭受巨大损失的股民还很多。 2004年4月20银川市中院分别向已经提交起诉状的原告发送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并向被告银广夏公司送达了应诉通知书。由此正式起诉银广夏的序幕拉开了。闻讯当日，股民和律师纷纷行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和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立即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两个律师事务所共接受了1 500多名股民的委托。但真正受到损失的股民远不止这个数。 与此同时，各地告银广夏的投资者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比如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把起诉银广夏的案件移交银川中院，诉讼金额达445万多元。可以说，银广夏案件是中国证券市场涉案面最广、影响最大的案件。毫无疑问，事实清楚，官司必赢，但钱是拿不到的。2004年8月18日，银广夏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无力对投资者进行赔偿。意思很清楚：我认栽，但我没有执行能力。,低迷时期：股市保卫战,与其绩优，不如垃圾,任何一个市场都应该具备优胜劣汰机制，否则不能成为市场，比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有简单的“美元规则”，即只要股价在美元以下连续停留30天，就要被摘牌。要是我们的股市也能把7元人民币以下的股票统统清理出场，那水清鱼自美，市场生态会好许多。可我们的市场不知为啥就是不“劣汰”。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或有违法行为，以及最近3年连续亏损的，将暂停上市。股市管理层虽然早在1997年就把退市问题提了出来，可权衡再三，还是对亏损公司先后采取了“特别处理”和“特别转让”两种措施，即戴上“ST”和“PT”帽子。 继1998年“辽物资”成为第一家被特别处理的“ST”公司之后，1999年为“PT”股票提供合法流通渠道：“特别转让服务”。这样一来，一些本该摘牌的公司又以“PT”的形式存在下来，并继续被不怕风险者狂炒着。令人担忧的是，“ST”、“PT”的队伍不断壮大。2000年沪深两市的“PT”公司已经增至9家，其中沪市7家，深市2家；而“ST”公司达49家，其中沪市19家，深市30家。这些“ST”和“PT”公司前景着实令人沮丧，就拿“ST”公司来说，2000年中期平均每股亏损0.113元，平均每股净资产仅为0.508元，其中有6家净资产为负数。虽然2000年有18家公司摘帽，占1999年“ST”公司的36，可新“加盟”的更多，达24家。,股市是优秀企业筹集资金的场所，绝不是亏损公司的拯救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其入市规则中开宗明义地宣称：入我门者，必世界一流企业。 难道我们的股市是亏损公司的“乐园”么？是的。在新世纪之前是这样。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末，必须承担起国企三年解困的目标，不仅亏损公司不能退市，还得让其重组、圈钱、解困，“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重组。”所以那个年代的股市大刮重组风，当然也成了亏损公司的“乐园”。但新世纪应该有新景象，重组风刮过，能解困的公司也解困了，那些不能解困的，都属于“力不能高飞逐走蓬”的烂公司，这些公司太多，长期投资的理念就不能形成，新世纪的股市将陷于泥潭。 2002年1月8日，九州集团首次预警，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2001年续亏，公司将在2001年年度报告公布后暂停上市。消息出来前一日，其股票就已跌停，消息一出，九州股票再次跌停，随后连续10个跌停，到1月30日，股价已跌到1.44元。1月10日，第二家预警公司银山化工发布可能退市公告，在公告前后，股价连续18个跌停，到1月23日，跌到最低价3.15元。此后有ST宏业、ST东北电、ST海洋、ST北特钢、ST幸福、ST鞍一工等先后发布退市预警。风险来了，ST公司一窝蜂地向退市通道涌去。,退市通道的开启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股市优胜劣汰机制的真正确定，也意味着越亏越炒的投机观念在股市里开始“退市”。随着“PT”水仙和“PT”粤金曼的黯然消泯，“PT”农商社、“PT”网点、“PT”红光、“PT”中浩等一些重亏公司纷纷递交关于申请延长暂停上市期限的报告。股市的监管力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退市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上市公司的头顶。 “管理层动真格的了。”退市通道的打开，让股民意识到股市的监管风暴到来了。,周正毅“农凯帝国”操纵案,2003年5月26日，上海农凯集团老板周正毅被拘禁。消息没有见诸媒体，而是从小道上迅速传播开来的。几天后，又有一条消息在小道传开来：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刘金宝也出事了，据说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提供了21亿港币的贷款，这笔贷款就是刘金宝发放的。不过直到9月5日，周正毅才被上海公安局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周正毅这个名字对上海人来说如雷贯耳，因为他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1961年生于上海的杨浦区，杨浦区在上海被叫做“下只角”，是穷人比较多的区。周家与杨浦区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家境贫寒。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去了香港和日本，靠打工挣钱。1989年，打工归来的周正毅，用打工的钱在上海开了家叫美通的饭店，同时又经营起当时的时髦行业桑拿和卡拉OK。这时的周正毅已不是当年“下只角”出来的“小赤佬”，而是上海滩的“小开”了。五六年之后，他的生意做大了，从“小开”升为“大佬”。 1995年之后，周正毅开始进军投资业。当时正值国企股上市的高峰期，不知周正毅用什么法宝搞到“内部职工股”，在内部职工股上大赚其钱，斩获数亿元利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周正毅夫妇成立了农凯集团，并进军香港股市。他们大量买进长江实业与和记黄浦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在香港救市成功、股市强劲反弹后，周正毅夫妇顺利出局，又获利数亿港元。狂胜两次的周正毅终于从“大佬”升格为“金融大鳄”。,从1998年到2003年，农凯集团进行了大扩张，先后设立、收购了10多家关联企业。至此，周正毅正式构造起“农凯帝国”，而他就是这个“帝国”的至尊者。 农凯集团又进军了上海的房地产业。两战房市又大获全胜，这让周正毅朝着更大的目标迈进。周正毅在股市里堪称“大黑庄”。股市里坐庄需要大量的钱，而那时银行里流出来的钱是不能随便进入股市的，所以周正毅需要大量现金来坐庄股市。为获取银行贴现资金，他开始使用虚构交易的手法.农凯集团就是用这种手法向银行贴现84.22亿现金，扣除利息后实得82.3亿元。农凯要这么多现金干什么？我们来看这些现金的去向：19.58亿投入了证券公司账户进行炒股，9.98亿用于归还贷款，企业内部使用了22.1亿，其他的钱则被用于归还到期票据等事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钱除了用在“农凯帝国”的运营外，主要就用于炒股。傻了吧？这样的妙计，只有“神仙才子”方能想出，真是“天下枭雄谁敌手”？ 光炒股坐庄当然不足以让“周才子”满足，还得弄个上市公司玩玩，像吕梁那样把炒股与资产重组结合起来。于是2001年11月，周正毅安排旗下农产化、农投两家公司与上海轻工控股公司签订协议，农产化受让轻工控股手中15%的英雄股份股权，农投公司则向轻工控股交付股权转让收益金（“壳费”）3 000万元。双方商定，如果收购英雄股份不成，这3 000万的“壳费”将不再返还。,农凯集团在内地玩坐庄玩重组还不够，还得玩出个国际名声。2002年农凯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2002年1月，周正毅以6 180万港元收购了盈荣集团74%的股权，收购后股票更名为上海商贸。周正毅的妻子出任上海商贸董事局主席。当年周正毅又甩出15亿港元巨资，从李嘉诚的和记黄浦和爱立信等公司的手中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的59.98%的股份。两次收购使周正毅在财经界名声大振，出尽风头。有时候周正毅会嫌划来划去麻烦，干脆直接买通银行人员。2001年春节前，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王沪军应邀来到周正毅的办公室，周正毅塞给他一个纸袋，里面有40万元现金。于是春节后，“农凯系”旗下的某公司就违规获得9亿元银行贷款。如果用9亿元炒股，一个来回，交个手续费还不止40万元呢，这“生意”做得太划算了。这就叫“公私分明”，公有制的漏洞大着哩。然而万事均有荣枯时，“殆天数，非人力”。“周氏帝国”最终也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2003年上海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的2 159户拆迁代表沈俊生等6人，状告静安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周正毅涉嫌违法交易。5月28日，也就是周正毅被司法机关带走两天后，此案在静安区法院开庭。此外，有消息说，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也在香港被扣押。据说周正毅在被拘捕前曾向上海科委捐了2 000万元的现金，有人认为周正毅已预感到劣迹将败露，想破财消灾。但花钱未必能消灾，区区2 000万元，对一个2002年靠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国富人榜第11位、2003年位居13位的富豪来说，根本不可能消灾。2003年，人们对周正毅资产的评估是25.8亿。,2003年8月底，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上海银行、华夏银行等债权银行组成委员会，清点农凯集团各公司的抵押资产，贴了30多个封条，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2004年6月1日，上海第一中级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周正毅3年徒刑。为什么会判得这么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操纵股价的上限是判5年，而周正毅只操纵了徐工科技一只股票，如果判他5年，那同时操纵几只股票股价的人，该如何判呢？ 不过“周天才”坐牢也“妙计”横生，不太平。在20032006年在被羁押和服刑期间，上海看守所所长黄健和上海市监狱局管教干部傅克琥、王争鸣、俞金宝等人又被他收买了，为他提供特殊的便利。2007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对被收买者作出一审判决。原看守所所长黄健受贿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妻也因共同受贿获刑3年，缓刑3年。其余一些受贿看守人员，分别被判2年有期徒刑。或许黄健心里很不服，周正毅才坐3年牢，我受点贿却要坐11年。有啥好不服的，公司越大，产品的成本会越低，名声越大，犯罪的成本或许也会越低哩。小毛贼才是真正的贼，股市里的大盗，那叫资本运作。,“国九条”：保卫股市第一枪,上证指数从2001年的2 200多点回落后，到2002年1月14日跌破了1 500点。当时有公司进行过民意测验，结果是：50%以上的专业人士认为2002年大盘能上2 000点，而50%以上的股民认为2002年大盘不可能超越2 000点。“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不高。”这是散户的心声，也是大盘的结局。 当沪指破1 500点时，已有十几只股票破发。几天之后，即2002年1月21日，沪指破1 400点，200多只股票跌停。1月29日，沪指已跌到1 339点，又有180多只股票跌停，当日创出1999年7月1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恢复性上涨”的成果一半被吞噬。此后管理层不断出利好，虽说保住上证指数1 300点不破，可再也无法进行“恢复”。此后两年，每次跌到1 300附近，政策马上转暖，暖流不断，股市反弹，随后又缓缓地向1 300点靠拢，如此往复，令人疲惫。股市犹如躺在1 300点之上的重症病人，“布衾多年冷似铁”，“风雨不动安如山”，没有起死回生的迹象，但也绝不咽气。 发基金不管用，让社保基金入市。2003年1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透露：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将有计划、分步骤地进入资本市场，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6月11日，全国社保基金正式进入市场，6家基金公司管理的社会基金开始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及其有关债券。可怜社保基金一入市，买进权重股中国石化，马上被套，老百姓的养命钱亏损2亿多。,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