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缘人帕克社会学思想2.ppt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吴飞,如何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帕克的社会学思想漫谈,2009年12月23日早上8点47分，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直播节目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用上海话聊天逗听众。一名听众给节目热线发了一条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 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小畅则接着说：“其实呢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一边说讨厌，为什么一边还要待在这里。”,这一节目，随后演变成网络热点，有意思的是，上海人对主持人的言论赞同者多，而外地人反对者众。 这一论争，反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人员跨国、跨省、跨社区的流动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映射出了我们行走于文化边缘的各种类型的“陌生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启的时间不过百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更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因此，移民问题（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农民工和基于大型的工程如三峡工程而出现的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今天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界，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地介绍进来。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罗伯特·帕克,今天我们不系统地谈帕克的这本书以及他的传播学与社会学思想的全部。我们仅仅紧扣帕克的“边际人”思想谈点自己的看法。 因为这是一个虽然被许多人提及，但仍然有深入讨论必要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边际人现象是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相关的研究还不深入；另一方面，透过对帕克的关于“边际人”思想的分析，也能让我们感悟到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品位。,要理解帕克的边际人思想，我们得先看看他的老师齐美尔的观点。因为透过帕克的著作，我们经常能看见齐美尔的影子，而齐美尔思想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也得益于帕克和米德的传播。,一、从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说起,齐美尔（Simmel 18581918 ）, 齐美尔认为，社会并非如涂尔干所宣称的实体或者看得见的独特物体，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 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以及社会组织的类型，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联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 在这方面，齐美尔深受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等等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是齐美尔研究的重点。而他对陌生人现象的发现，正是其社会学思想的必然结果。,1908年, 60 岁的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 提出“陌生人”概念： “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慢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potential wanderer）”，“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 （齐美尔， 2002 ：341-342）。,陌生人与本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空间上的二重性：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社会空间上疏远。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社会学意义考虑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 。（齐美尔） 在齐美尔的概念框架中，“陌生人”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在传统社会，“陌生人”指的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 吉登斯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 。,几米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吉登斯指出，齐美尔预示了帕森斯对于货币的符号性质的论述，这种符号与信任联系在一起。 在我看来，当代社会的人们经常处于半信任或者不信任状态。 按照拉文（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一个陌生人的多种类型（见下图）：,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guest）”，这样的过访者，多半是抱着好奇之心来这里的，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 第二类型的陌生人是指“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地人，不过他们虽然也是陌生人，然而却是一个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陌生人的两种主要的模型,一种可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这种“熟悉的陌生人”存在于移民组成的社会里，在这里，人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之中，但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在缅甸、在爪哇，这些地区人种的混杂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著人。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群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只有在市场上，在买卖关系中，他们才作为个人相遇。,现代社会中的另两种陌生人类型,另一种可称之为“现代都市漂客” 现代都市社会中，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差异，但现代社会的单位区隔和小区设计，使得我们相见不相识，即使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同一层公寓里，我们之间仅有点头之交 .,在我看来，“陌生人”既是一个社会事实概念，也是一个心理事实的概念。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生活的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 （齐美尔） “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 （齐美尔）,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1887-1912年的早年阶段，作为记者在中西部及纽约为不同的报纸工作,在哈佛、柏林、海德堡及斯特拉斯堡学习，作为布克·T.·华盛顿的影子写手和文书匿名工作； 1913-1944年的后期阶段，他作为专业的学者供职于芝加哥大学和费斯克大学，继承了当时的社会学家使社会学具有科学特征的合法化和在社会学与调查新闻学间建立更宏大知识区分的愿望,帕克思想所受影响,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齐美尔,罗伯特·帕克,芝加哥的当时状况则成为帕克思考的现实基础,大量的移民导致了社会“边际人”的出现，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减少移民社区的社会偏失问题，就成为帕克的后半生的重要学术关怀。,20世纪初芝加哥街头“古惑仔”,1928年，罗伯特·帕克提出了“边际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关于陌生人的论述。 “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国内学者周晓虹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 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浙江村”或者“温州村” 现象边际人的联合。 “浙江村”或者“温州村”以经营者身份进入城市聚集而处，形成既有一定生活情感的沟通交流，又有生产经营的分工协作以及广泛社会联系的“准社区”。这一独特性，既为我们研究在中国特殊的户籍管理和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制度背景下，农村人口如何进入城市提供了理想的个案类型，也为我们探讨城乡社会流动中社会关系如何运用和重组，社会结构如何分化和演变给予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帕克那里，典型的“边际人”是黑白混血儿。帕克认为,边际人因处于不同群体之间而通常具有烦躁不安、敏感好斗、拘束自私等一系列心理特征。该术语后来为社会心理学所采用。,边际人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下的产物，它是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是个体在与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相作用时，其内在心理要素发生矛盾和冲突，在自我协调后呈现的多元文化交织的身心结构。 边际人的文化特质在于跨时代、跨民族的生活要素融于一身，使人格具有过渡性、边缘性和易变性。 因为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的狭缝之中，边际人在行动上受到双重规范的约束，情感上常出现默顿（RKMerton）所谓“既恨又爱”（ambivalence）的矛盾心理。,“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 张爱玲 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这位本世纪中国最优秀、最惊恐不安，也最沉静的女性作家，为其传奇般的一生画下了一个诡异的句号。,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与陌生人发生交往，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人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些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hood)。近年来，在欧美社会广泛流行的“Freehugs”（抱抱团）一词，主要是针对陌生人所发生的伦理态度“拥抱陌生人” 这一活动也正在中国悄然兴起,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 移民们“在情感和了解方面互相远离，他们完全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状态，而不是生活感情亲密的状态中，因而社会控制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遇到的困难也大大增加” 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的文化圈，帕克将社会整合的功能赋予报刊。帕克在对移民社区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移民大多数在欧洲是农民，到美国的时候大多数人也都不识字，更谈不上读报。但他们到美国不久，他们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 （Park，R. E., 1923：273-289）,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帕克一方面继承了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观念，但他提出的边际人概念却有一些新的内涵： 帕克的“边际人”是由两个种族或者两种文化组合成的混合体，他渴望进入新的群体里并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他往往遭遇到这个新群体的排斥。而齐美尔的“陌生人”却是一个潜在的漫游者，并不希望自己被主群体所同化。 另一方面，帕克的“边际人”会因迁移产生焦虑不安、分裂的特点，而齐美尔的“陌生人”则因为自己在群体里占有一定的位置，他可以在群体中产生争执时担任仲裁者的角色，甚至被群体中人视为一个可以依赖的知己。,请看新华网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 “蜈蚣！岁的薛全礼操着浓浓的豫东口音帮女儿补习普通话。女儿第一天上学回家，没有早晨送她上学时的兴奋，蔫头耷脑坐在屋角不说话。一问，原来同桌小朋友文具盒上的蜈蚣被她说成了龙公，这个在老家完全没有异议的叫法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结果，开学第一天，小姑娘便得了一个豫东口音的绰号：龙公。,新京报2004年8月17日曾经报道过一个来自安徽的农民工男孩侯战强（9岁）的诉说： “刚来北京的时候，爸爸让我去了一家公办的学校上学，说是那里教学条件好。刚去的那几天，我挺高兴的。 可是有一天，突然有几个北京孩子围着我，骂我是乡下人，让我回老家，后来还动手打我。我没有招惹他们啊！我告诉了老师。 后来，那些北京孩子老找我麻烦，说谁让我去告诉老师、打小报告。后来爸爸看我老受人欺负，就让我到现在的学校（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周奇读书，我决不能输！,在新京报记者进行的一个有关农民工子女失学状况的调查中报告说： 在被调查的孩子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有过和北京城里孩子或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接触的经历。他们大半对城里孩子的生活表现出羡慕，有人羡慕他们有很多玩具，有人羡慕他们有很多吃的，也有人羡慕他们穿的好，有些孩子感叹他们太有钱了！ 但也有部分孩子说，“城里孩子待人太傲”、“自私”、“瞧不起人”、“老买东西，但也老扔垃圾”和他们接触感到不自在，甚至害怕。在接触中认为自己会被城里孩子看不起的人有51名，占总数的47.66。在被调查的孩子中，37人称曾有被欺负的经历，占34.58。,将现代传媒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样的观点是库利、杜威和帕克共有的。 “我们这一群人相信，由于纯粹的事实报道，加上哲学的洞察和科学的精确，并从最近事态的趋势看，报纸注定会带来巨大迅速的变革。一旦报纸达到了能够也愿意以报道股票市场和球赛的同样精纯来报道政治和社会事件，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静默而连续的简要革命，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 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帕克发现，大城市是一个由众多小的语言群落和文化领地组成的马赛克，小群落互相分离又在更大的大都会生活圈中相互依存。每一个小群落当然有某种协作或互助团体，很可能是教会，学教，可能是剧场，但最有可能的是报刊。 现代美国报刊“新闻业的问题之一就是将移民及其后代变成当地报纸读者的一员” 。,帕克深刻地认识到报刊对移民的文化传承和社会融入产生的重大影响。 “传播一方面带来文化特点的散播，扩大了文化领域，另一方面倾向于使共同理解的新观点产生，将不同的文化影响带到传播的中心。传播的社会功能看起来即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和维持理解与文化团结” 。 移民既难抛弃母国文化和语言的传统，又需尽快融入新社会的族群中，这种身份的双重困扰使报纸的作用凸显。,从本质上讲，帕克是在社会学大的理论框架中关注报刊及其影响，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行动中寻找报刊的意义 公共舆论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帕克在政治领域寻找共同行动的价值。 帕克同他的两位实用主义哲学的老师及李普曼一样，关注的是民主精神的持续流传和民意表达的自然形成。,1.对鲍曼思想的影响 沿着齐美尔和帕克的思路，鲍曼分析了陌生人产生的原因，也分析了陌生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处境。 在鲍曼看来，陌生人是处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那类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是，他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见，陌生人好像是没有被分类、而且难以分类的“杂种”和“怪物”。,2.对布莱克思想的影响 布莱克在帕克“社会距离”的基础，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关系距离”（Relational distance） 他分析道，现代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而生活高度分化。即使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距离还是在加大。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关系距离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大。,布莱克引用了齐美尔的一段话： 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的远和近的统一是以一种方式在陌生人这种现象中组合的，最简单地可以这样来表述：相对于一个人而言，距离意味着对方虽在身旁但（在心理感觉上）遥远，陌生意味着对方虽（在心理感觉上）遥远实际上（空间距离上）却很接近。因为，成为一个陌生人很自然地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是互动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西里乌斯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不是真正的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远和近的问题。就像穷人和各种各样的“群体内部的敌人”一样，陌生人也是一个群体的构成因素。作为群体的一个完全有资格的成员，陌生人的地位在于他既处于该群体之外同时又与之相对。尽管陌生者对该群体的依附不是有机的，却仍为该群体的一个有机成员。 （唐纳德·布莱克，1994：48）,常住人口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无外乎列维·斯特劳斯(Caude Lévi-Strauss)的分析的那样，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策略： 一是吞噬策略(anthropophagic) ：把陌生人“吞没掉”，消灭他们的不同性、差异性 （otherness）； 二是 “禁绝策略”（anthropoemic）：即“把不适于成为我们”的他者（the others）“吐出来”，或者把他们禁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形界线内，或禁闭在文化禁令的无形界线内，要么通过把他们赶到一起，放逐他们或是强迫他们离开，就像当今在种族清洗和净化的名义下所做的那样，从而把他们隔离起来 。 这些策略贯穿于历史长河：对“边际人”的流放（比如福柯所谓的“疯人船”）、取予（比如白人贩卖黑奴）乃至迫害（比如异性恋者用石头把同性恋者咂死，见断臂山）。,沃尔夫(Arthur Wolf)将中国的超自然世界分为三个范畴：神、鬼、祖先。根据他的看法，这三个宗教范畴对应着三个社会范畴：官吏、陌生人、亲戚。在对待方式上这两个应范畴是同构的，亦即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就如同对待“鬼”一般。,中国文化视陌生人为“鬼”，其实正是社会学家所发现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现象。如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发现，一个群体会将人性的低劣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并加以维持，这一现象 “污名化”。埃利亚斯认为，“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说，污名化就是社会赋予某些个体或群体以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进而导致社会不公正待遇等后果的过程。诚如戈夫曼( Goffman ) 所言，污名指的是“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 （欧文·戈夫曼：2009：3）,“在大城市中，凡是寻求同一种方式的兴奋生活的人，总是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这些具有相同嗜好和性情的人，就会把人口分成种种道德区域。”这一分隔和污名化终究会使得“居住在原地的其他人则对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外来者产生憎恶保护自己的空间不被陌生人侵入，居民地变成封闭的或狭隘的共同体。” （R.E.帕克、E.W.伯吉斯、R.D.麦肯齐：1987：44）,孟子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忍心而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也有一些事情是忍得下心来不做的事情；仁者就是要将这些不忍之心推广到所忍心不做的事情上。若是仁者是要能对于陌生人的痛苦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儒家的道德观是要突破差序格局所设的局限。,这样的“陌生人”、“外乡人”有着比自身更大的优势来看待自己的文化： 其一，外来人“没有从根本上被群体的某些个别的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 面对所有这一些, 他采取客观的特殊的姿态, 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某种单纯的保持距离和不参与, 而是一种由远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特殊的姿态” 其二，陌生人的客观性, 可谓一种自由。“客观的人是不受任何确定性约束的,确定性可能会给他对既定事物的接受、理解和权衡造成先入之见”，“这种自由也让外来人犹如从鸟瞰的视角来经历和对待近的关系。”,白人社会长期以来用“野蛮”、“异端”和“原始”等词汇来描述土著文化，并一意孤行地用自己的标准改造它。 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白人愈益清楚地看到自身文化的缺陷与弊病，而且惊异地发现，他们一直贬斥的土著文化中，正有白人文化所需的解毒剂。 白人文化攫取性过强，导致人与自然的失谐。印第安人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恰好可以用来弥补这一不足，于是产生了利奥波德的“土地道德论”。白人文化重物而忽视人的价值，导致物质繁荣与精神紧张的矛盾；而印第安人则关心“人的生活的终极价值”， 他们过去的生活被美化为自然纯朴、极乐无忧的范本，返古之风在白人青年中一度盛行。白人社会奉行个人主义，有时产生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社会和谐的危机；而印第安人则是“合作的榜样”，“可以为全体美国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案例：白人 vs.印第安人,金耀基发现中国官僚体制地方官吏不得在其家乡为官的原因在避免亲戚朋友所带来的特殊主义压力，以维持科层行政的理性。不管是在外为官或是在外经商，目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陌生人”。当打交道的两方互为“陌生人”时，特殊主义的关系网络不存在，使得人们能按照普遍的工具理性行事。 （金耀基，1992：78-79）,帕克一生观察和研究了大量的边缘群体和移民社区，揭示他们的生活状况，试图为社会改善他们困境提供政策性方案。这也许更应该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道德情怀和价值追求。 “派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去体会。这种将心比心的活动在我们传统是经常受到重视的。 ”（费孝通语）,帕克在哈佛当助教时 ，和一位牧师发起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刚果改革协会”，并为该协会的秘书 。 在此期间，帕克主动联系了当时的黑人领导人B·T·华盛顿 ，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长达七年之久，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奔走。 1910年，华盛顿和帕克一起作了一次漫长的欧洲旅行，收集有关农民、工厂劳动者等方面的信息。这次旅行的成果是他们俩唯一的一本共同署名的著作最底层的人 。,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个无情的扬弃过程。诚如帕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正如那些对它们作过调查研究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充满了渣滓，其中大多是人类的渣滓，那些男男女女由于某种原因，是在工业进步的行列中被淘汰下来，并且被工业组织所废弃的，而原先他（她）们是这些组织的一部分”。,富士康“血汗工厂”,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就是与22位合作者合著的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苦难，这一著作的主题，似乎也向世人昭示着什么。 关注社会的底层，揭示苦难生成的社会根源，为底层民众脱离苦海奔走呼吁，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使得优秀的知识分子自身也往往会有边缘人孤独感和陌生感。 现代知识分子是“永远的流浪者，是普存的异乡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没人真正喜欢他；无论在哪里，他都不得其所”。,帕克虽然是一代社会学大师，但他的学术生涯也充满孤独感 。他曾说：“我在托马斯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 。” 1943年6月，二战的硝烟正浓，帕克的心，仍然在社会底层。他走到南Dakota的乡村去观察农民收获土豆。这里原是一个穷地方，不过此时他发出了令人开心的信息“他们翻身了，土地又绿起来了。满地奔跑着猎物，鸟在树上歌唱”。据他的朋友Brearly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帕克还在思考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传教士对文化传播等问题。,1944年2月7日，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先生曾感叹说：“如果他多活7天，他就到80岁生日了。”,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