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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信力流失与提高政府公信力途径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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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信力流失与提高政府公信力途径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doc

    摘 要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给政权稳定尤其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在2009年11月所爆发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更是让我们对政府的公信力质疑。本文将就此事件来深入了解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发现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以及探索提高我国政府的公信力的途径。关键词:农夫山泉 政府公信力流失 提高政府公信力途径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mass disturbances show a high trend in a certain period which bring great challenge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specially to the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However,the incident of "Nongfu Spring" makes us to question the credibility of our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is with respect to the incident to look into the status of the credibility of our government in order to find the reasons to the loss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explore a way to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our government.Key words: Nongfu Spring;the loss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e way to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1 引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政府公信力提升,显得特别重要和紧迫。人们常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衰。”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公信力是基石和核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建设具有强烈的规范、引导和激励作用。政府公信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强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归属感,巩固政府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提高政府公信力,立公信政府,既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2 案例农夫山泉2009年11月底以来,“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成为焦点事件,短短十余天,就从引起消费者恐慌的食品安全事件向事关政府公信力的公共事件演化。而其缘由,不过是海口市工商局的一则消费警示。2009年10月,海口市工商局对部分超市、商场的饮料进行专项抽查,然后委托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抽取的50个食品样品进行检测。11月23日,检验报告称,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的30%混合果蔬饮料与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蜜桃多汁等3种饮料总砷含量超标。11月24日,市工商局发出2009年第8号警示,并通知经销商对涉嫌超标产品下架、召回并退货。南海网登载了消费警示,并称砷俗称“砒霜”,毒性很大1。这一消费警示引发了全国性的媒体报道与公众注意。随后,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提出强烈质疑,但市工商局坚持检测无误。然而,数日内事件有了大转变。11月27日,海口市工商局将涉嫌总砷含量超标的3种抽检产品备份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12月1日,海口市工商局称抽检产品合格。12月2日,海南省工商局调查组成立。随后,在新华视点记者的采访中,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黄成模认为发布消费警示属于越权,海口市工商局副局长王建禄承认执法程序存在失误,但否认存在“幕后操纵”2 。就这样,“砒霜门事件”以海口工商迅速承认错误,并启动内部追责程序而呈现了惊人的转折,但农夫山泉坚称存在“针对农夫山泉进行攻击的黑幕”,并要为“十亿元经济损失和品牌形象损失”讨要说法;公众舆论则继续关心相关食品安全和“执法失误”的真相,执着于“政府公信力”的话题。办事不透明,程序不公正,监督不独立,这是“砒霜门”引发轩然大波的症结所在,也是很多公共事件的痛处。很遗憾,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局者的重视与反思,反倒在一轮又一轮的舆论风波中重演悲剧。这样下去,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难免越来越受到挑战,化解舆论危机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昂。3 研究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意义“农夫山泉”事件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共事件均表明,政府的公信力,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认同程度、政策执行的难易程度,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程度。一个政府如果出现公信力危机,轻则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职能的履行,重则威胁到政府的执政基础和政权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危机都比不上政府的公信力危机。目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公信力流失是一个普遍问题。因此,对政府公信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4 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内涵然而,我们一直在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究竟何为政府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体现了政府的信用能力,是指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公信力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具体涉及到两个方面: 政府行为的客观效果;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感知。政府公信力,是评价政府是否作为、能否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和公众是否认同的基本标准。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的丰富程度,取决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民心目中的具体形象。政府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率先做到诚信,而对政府信用的认识要从政府的权力开始。深层次上讲,政府所行使的权力并非源自国家,而是来源于国家背后的公众委托;政府行使权力最终所维护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意志,而是具体的公众要求。依照西方契约论的观点,政府实际上是掌权者与人民订约的产物,这种关系是一种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同时期望获得能维持其利益的政府产品,这实际上构成了政府的义务或职责,如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护产权、制定法律规范、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等。政府代理公众行使行政权,并通过履行职责获得相应的利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通过履行其职责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政府官员作为真正的利益主体,获得工资、地位、荣誉及其他利益。所以,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就会出现信任危机,政府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甚至失去公众的信任,公信力弱化,就会威胁到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5 我国政府公信力现状 由“砒霜门”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民族企业正在蓬勃发展,民族企业的兴起也已成为一种潮流,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且平稳,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多变性也已经很突出,国家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也构成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背景条件。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多种非理性行政行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5.1 时代及社会背景 如今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反官僚的时代,也是一个反政府、抗税、反制度的时代。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犯罪问题、 交通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无效率, 这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另外,社会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张维迎认为,信用是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表现为假冒伪劣、合同欺诈、偷税漏税、地方保护、学术腐败等。失信行为涉及范围从商品生产者到销售者,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要员,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文化和艺术,从国内到国外,其足迹可以说是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政府信用也必然呈现出下降趋势。5.2 政府行为第一、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使行政神秘化。评价一个政府是否获得公众的信任, 主要有三个要素: 透明度、受托责任和诚信。换句话说,由政府信息的透明、公务人员的受托责任和政府行为的诚信托起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三个要素中,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又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因为缺乏真实信息的政府工作或政府行为,社会公众是无法判断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诚实度的。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我国, 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忽视或有意模糊,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部门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关门制定政策”。一些人在维护政府形象的旗帜下维护着某些地方或某些个人的私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封堵真实信息。政府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信息不透明带来政府公信力的弱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第二、 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经常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迄今为止,我国政府职能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政府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不该管的去管了,该管的又没有管住、管好的问题。在越位方面,由于政企不分,政府不恰当的介入经济活动,任意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设置林林总总的审批关卡, 让企业围着政府转。在缺位方面,主要是对市场的监管不力,市场经济秩序不能有效建立,信用制度不健全,合同履行率低,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在错位方面,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社会的管理者;这样政府一方面以管理者身份管理市场,另一方面又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进入市场,必然带来市场竞争的扭曲。职能定位的不合理,使得一些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如公共事业服务、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却做得不够,社会公共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必然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第三、公共行政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并且责任机制薄弱。一些行政形式理性化的结构要素如“功绩制”原则等被形式化地加以利用,成为部分官员获取政治机会的工具。责任机制的缺乏,政府官员就可以免受行政责任,缺乏行政责任感。行政责任追究包括对政府及其人员的责任追究两个方面, 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即使已有的赔偿法律如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其行政赔偿的范围和额度都非常有限,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制度缺乏。在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上,往往只追究其主观过错,而对其客观过错则较少追究或不予追究。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尽管目前开始采用行政重大责任的问责制,但制度运行尚不规范,最终将会导致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状况。 第四、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强,难于应付突发事件。危机是这样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 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应该全力解决问题。政府能不能迅速解决危机不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责任问题,而且涉及到政府的基本信誉。如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不是全力解决危机,而是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也会加剧公民的心理混乱,甚至引发过激行为。在危急的关键时期,政府不能有效地号召和引导全社会,必然导致公众不信任感的蔓延,威胁其合法性基础。5.3 公众反应 公众对政府期望过高或对绩效认识的不准确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评价政府公信力可以用“政府满意度”来考察,而政府满意度=政府绩效/众期望。从逻辑上讲,政府满意度,受到政府绩效方面的影响,受到公众期望负面的影响,可能是两者的综合因素造的。 第一、期望过高。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政府的绩效成正比,与人们的期望值成反比。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太高,求政府解决其不能解决的问题,求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情。许多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削减税收和减少开支,一方面却希望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第二、识不准。政府绩效方面,府的客观绩效是一回事,众能不能准确认识这种绩效又是一回事。公众评价政府是依据自己所认识到的绩效,公众在认识绩效时往往存在偏差。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众很难全面地认识政府,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的负面上,且夸大了这些负面的东西。如果公众对那些关系到政府绩效的基本事实认识是不准确的,关于这些事实的评价同样可能是偏差的。6 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分析6.1 契约理论 按照契约理论,政府的产生是公民通过选举制度给政府授权,从而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以行政权为中心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公民是政治委托人,政府是政治代理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信用的基础上。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行政权的良性运营是中心环节,它承载着委托人的信任和代理人的信用。如果行政权不能良性运营,作为代理人的政府无法及时回应作为委托人的公众的意愿和期待,不能切实维护和增进公民的利益,甚至为谋自身利益有意使公民利益遭损,那么,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将被破坏,政府就不可能获得、甚至完全丧失公民的信任,这样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就会遇到障碍,从而导致政府信用问题的发生。6.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导致政治委托人的信息缺失,给政治代理人道德风险的产生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从而出现了代理风险。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公众的利益,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性,又为政府蒙蔽公众,逃避行政监督提供了可能性。政府常常拥有一些公民所不知道的信息,一些政府官员凭借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专业技术、特殊地位,拒绝政务公开,不愿接受公众监督,有意使公众陷入“无知”状态,以便更好的谋求私利。另一方面,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政治委托人的公民虽然人数众多,但结构松散,加上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和行为,因而由松散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所组成的公众难以产生采取统一的集体行动的强大动力,这在客观上将大大削弱对政治代理人行为的有效监督与约束力量,导致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故意损害公众利益时有恃无恐。6.3 自身利益最大化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认为,人大多是“经济人”,为了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经济人在行为选择中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同一个人,如果在经济领域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它在政治领域就不可能因担当政治角色而发生彻底的改变,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大公无私。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行为是通过具体的人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政府人员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当政府不诚信行政能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官员不诚信能换取升迁时,不诚信行政就成为必然选择,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的这种不诚信行为往往能够实现。7 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 近几年我国发生很多类似“农夫山泉砒霜门”的群体事件,多数和政府有关,然而这些事件爆发的越多,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就越严重。但是,每一个群体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一定的原因,并且都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原因一一的发掘出来,然后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找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途径。总结了一下,我国政府公信力流失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7.1政府方面的因素一、传统的官本位理念严重影响政府的服务意识。我国社会从历史上看有着深厚的官本位传统。时至今日,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头脑中还依然存在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错误认识,不把公民作为平等主体看待,“管制统治”的思想非常严重。甚至一些公务人员把手中的权力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在工作中任意妄为,或者不作为,不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或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另外,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拥有法律解释权及自由裁量权,其中一部分人会利用权力的法定力量将社会利益谋向自己或所属的利益集团,从而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最终降低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造成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效。公共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制定高效合理符合民意的“优质”公共政策既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良好政府公信力的体现。但在现实运行中,往往会出现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合理、低效、违背民意、政策相互冲突和朝令夕改等问题。“劣质”公共政策的出台或“优质”政策在执行时“变质”等问题必然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三、公共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评价一个政府是否获得公众的信任,主要有三个要素:透明度、受托责任和诚信。换句话说,由政府信息的透明、公务人员的受托责任和政府行为的诚信托起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三个要素中,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因为缺乏真实信息的政府工作或政府行为,社会公众是无法判断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诚实度的。因此,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纵观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的不公开和不透明。四、危机管理能力不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其重要职责就是实现公共利益和保护公共安全。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置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这是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公共利益代表的社会角色决定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所以政府能不能迅速解决危机不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涉及政府的基本信誉,涉及政府的公信力。目前,由于缺乏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未实现法制化等因素存在,政府在应对危机时被动、仓促,也造成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五,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是当前政府公信力流失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人民把权力交给政府,政府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即人民的信托为人民服务,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如果政府官员利用人民委托的权力谋求私利,即进行权力寻租活动,则被视为公共权力的腐败。公共权力如果腐败就意味着掌握公共权力者在愚弄人民,愚弄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从而造成政府公信力的流失。7.2公众方面的因素一、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满足程度,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直接影响着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随着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政府期望的程度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人们不仅要求满足于物质追求,而且转向政治生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公众需求的变化,公众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就会使政府的满意度大大降低,使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二、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当代社会,公众知情权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之一。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将传统公共权力运作中的“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变更为“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有此类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却不被重视,尤其在突发事件中更为明显。比如,在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中,陕西省林业厅急于为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盖棺定论,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网络上的各种质疑之声持有不欢迎的态度,不愿意透露来自政府方面的调查进展,这是它失信于民的重要原因。8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径 基于时代社会、政府和公众三个方面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方面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主要从政府角色出发,提出了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当然提高公民的认识能力、培养公民和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信用存在很大缺陷,政府公信力比较弱,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增强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信用程度,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树立民本位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今天的民主政治社会,由于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所以,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应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应是以人为本,自觉高效地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思想基础。为此,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三点:其一,要使公务员改变几千年来遗留的“官本位”思想,真正树立“民本位”思想。政府官员要意识到自己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人民的服务者,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人民的需要,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其二,要倡导正确的政绩观。对公务员的考核从“指标数字型”转变到“群众满意型”上来,用群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作为他们升降任免的主要标准,使政府公务员真正变为人民的公仆。其三,要端正政府行政目的,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取最大化的利益作为政府行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二、以公民需求为本位公开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依据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民,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根据主权在民原则,政府公开信息,应当以公民需求为本位,即公民需要哪方面的信息,政府就应公开哪方面的信息。从当前情况来看,政府的政务公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公开政府的重大决策。二是公开法律法规。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多种方式扩大传播范围,完善公开程序和方式,加大普及力度。三是公开行政标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职能要公开,政府部门行政所依据的标准、根据要公开,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四是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手续、办事条件、办事机构和办事时限,减少办事环节,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五是公开办事结果,及时公开、反馈具体行政结果。六是公开公共事件的重要信息。应对公共事件政府应有新思维,要让新闻媒体公开透明地报道政府对问题的处理和回应,掌握舆论主导权。 三、构建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处理公共危机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应对危机不利,说明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公共责任,这势必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政府领导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战胜危机,则会取得公众的认同,赢得良好的政府信誉。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制定一部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总结各个危机的规律,为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基础;尽快建立健全统一、标准化的危机管理决策系统;尽快建立健全危机沟通机制,规范内部(政府部门之间)的危机沟通制度和外部(政府针对媒体、社会、受害者等)的危机沟通制度,达到及时有效、透明通畅的沟通效果。 四、惩治权力腐败,建立廉洁政府公共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当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通过违反法律和其他形式的规定来追求私利时,就形成了权力腐败。权力腐败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伤害。当前和今后在惩治行政腐败中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坚定不移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反腐败关键要靠制度与机制,制度问题和机制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问题。二要从严治吏,建设一支高素质、廉洁的公务员队伍。特别要强化对公务员行使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三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减少基层政府的“寻租”机会。 五、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重塑政府的公众形象有赖于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公众是政府公众形象的认识主体,而公民社会作为公众自己的组织,通过对社会问题、政府的方针政策等进行讨论,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并形成自己的政府观,进而影响到政府公众形象的形成。因此,重塑政府的公信力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培育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一是完善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使公民真正地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主体,同时要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措施,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提升公民本人的思想素质,培养一种平等、自治、参与、合作的公民精神。三是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治理社会的协作平台。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定期面对面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这是在政府与社区之间建立互信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笔者建议应不断探索培育与管理民间组织的新机制,适时修改相关的民间组织管理法律制度,让公众和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政府部门活动的计划和管理过程,并鼓励公开对话和沟通。参考文献1 叶育登.信息的透明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凝聚力J.中国行政管理,2004, (4).2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张成福译校.公共行政的精神M. P70, P16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0)3 张成福1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1中国行政管理12003, (7)4 孙智英.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若干问题J.东南学术,200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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