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路径选择.doc

2011届普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存档编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战略路径选择 专 业： 经 济 学 院 系： 经 济 学 系 年 级： Q0741 目录摘 要1ABSTRACT2一、绪言4（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4（二）文献综述本文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4（三）研究思路及方法9（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11二、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分析12（一）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12（二）湖北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17三、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26（一）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状况26（二）规模结构参数分析27（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28四、湖北省产业结构的绩效分析30（一）相对产出值分析30（二）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33五、政策建议35（一）第一次产业的结构调整对策35（二）第二次产业的结构调整对策36（三）第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对策37（四）三次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路径选择38致谢辞40参考文献41摘 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又可能严重地阻碍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产业结构进行不断地调整，使之合理化、协调化、高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产业结构的演进基本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即从长期趋势来看，第一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湖北省经济先后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寻求发展，经济体制一直是湖北省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产业结构的演进，无论在内容、方式还是在绩效上都受到经济体制及其调整政策的影响。而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现存的产业结构是由过去的产业结构的不断积累而形成，从而对于过去产业结构变动状况的分析是进行现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依据，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特称愈来愈明显，产业结构调整行为的供给（主要是政府）和需求（主要是市场）的不一致性亦愈益明显，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是需要成本的，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成本主要是有企业去承担，但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其本身构成既有的产业结构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巨大的退出壁垒。所以本文重点从微观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角度，选取模型和构建一系列指标体系用实证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基本状况进行历史地动态地综合地分析以揭示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演进路径，并来断定湖北省的产业结构是否处于路径依赖锁定中还是处于循环地良性发展之中。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若不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被路径依赖锁定的危险。同时进行分析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湖北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路径选择。关键词：路径依赖理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证和规范分析 Abstract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dual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ca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may seriously hamp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is to continuously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make it reasonable，harmony, and sophisticat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up of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bei Province generally meet the common law of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long-term trend,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tend to be downward,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rise. However, because of that the economy of Hubei Province has experienced two different systems for the development past and now, the economic system in Hubei Province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both in content and means or even in the performance,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ubject to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olicy of adjustment in economic structure. Whil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of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ells us that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form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ast changes in the previ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making a analysis of the past situa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ow,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is more and mo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arketization, Its obvious that the suppl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behavior (mainly from government) and demand (mainly from market) is increasingly inconsistent, for the behavior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must be paid for. While the reform of market is increasingly in depth today, this cost is mainly taken for by the company, as a profit business organization，which in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form a huge barrier to exit for the structural change. Therefore this thesis put its focus on the suppl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selected the economic models and built a range of criterions with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to make a historical, dynamic,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bei Province, to reveal its path of evolu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bei Province is lock-in or not. It is concluded that if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Hubei Province is not in time, there exists the risk of lock-in. A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be many proble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bei Province, for the issues the thesis provide measures for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strategic pat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Path dependence the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Adjustment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一、绪言（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中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又可能严重地阻碍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现阶段湖北省的三大产业中，一二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例依次是7.245%、62.847%、29.91%（取自2008年的实际GDP数据），是典型的鼓型结构（又称橄榄型结构），说明湖北省的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是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农业，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并不是最优的三二一金字塔型产业结构。而且目前在不利于工业化的形势下，如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失业等问题，如在面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以及如何承接产业的国际专业和区际转移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优化、高级化等方面，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因此时值“十二五”期间，湖北省经济数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现状已经为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且又提出了产业结构必须改善调整的强烈要求。本文基于此背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模型和一系列指标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基本状况进行历史地动态地综合地分析，以期正确认识湖北省的产业结构状况，揭示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问题，为湖北省科学地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同时这不仅对湖北省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还对正值“十二五”期间的湖北省来说也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意义。（二）文献综述本文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结构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外，认为：市场是均衡的，资源流动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把产业结构排除在经济增长因素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为实践所证明。它所依赖的假设不仅苛刻而且脱离实际。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或研究一二三产业变动的的规律（如配第、克拉克等），或细致地分析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和结构互相作用的一般性规律（如库兹涅兹、罗斯托等），或实证分析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鲁宾逊、钱纳里、费得等），或研究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如帕西内蒂），或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分析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消费品与资本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霍夫曼），或将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市场结合起来分析（如赤松要等），很显然，他们大部分是从产业结构中观的层面来研究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少从微观的角度涉及对结构变迁起源的解释以及对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如何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协调的微观机理进行研究，现阶段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最新的研究新进展是从微观的需求与供给角度，调和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总量增长。（庄佳强，徐长生，2008）从需求的视角，Foellmi,R.&J.weimueller（2007）则在具有需要等级的非齐序效用函数下试图协调产业结构变迁和总量平衡增长。他提供了一个解释：由于新产业增长率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创新的激励，总量增长率取决于产业结构变迁；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迁的速度也取决于总量增长，从而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其中新产业的创新对于两者之间的正向反馈具有重要作用。Buera,F.&J.Kaboski（2007， 2008a）沿用对非齐序函数的设定，强调生产规模在解释服务业内部结构变迁中的重要性，他们假定随着收入的上升，消费者对公共品消费产生负效用，从而会使得服务业的市场生产转向家庭生产，而只要服务业占产出的份额不变，这种结构变迁过程就会与总量平衡增长是一致的。模型假定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将需要等级与技术复杂程度相联系，越高级的需要就要求具有越高生产力的技术工人进行生产，这进而要求由需求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经济来实现。他们的模型是建立在制造业已经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的，可以视为是对发达国家服务业部门内部结构变迁的解释。以上从需求角度的研究需要非齐序偏好这个前提假定，这样才能很好地刻画非线性恩格尔曲线的变动，但是这类函数的代价在于要放弃偏好和技术的完全独立性假设，对效用函数施加额外的限制条件，并且这类分析要求在部门间存在技术差异，这也导致学者们更着重从供给因素角度来进行研究。Kazuhiro,Y.（2008）在一个两部门的两期迭代模型下从开放经济角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总量增长的关系做出一个初步研究。假定现代技术部门和实物资本要素市场是可以进行对外贸易的，在一个没有信贷市场的经济体中，作者给出了结构变迁和总量平衡增长共存的关键因素：推动增长的人力资本积累来自由初始财富分配所决定的中产阶级规模，传统部门的高生产率水平则是推动结构变迁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结构变迁又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该文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仍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一个多部门框架下，Ngai,L,R.C.A.Pissarides（2007）指出当各个部门之间存在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且商品之间替代弹性很低时，经济增长服从平衡增长路径，而在生产率增长率更高的部门引入资本品后，经济体仍然可以达到持续增长。虽然他们的模型很好地刻画了部门间就业率的倒U型变动，但是却只能解释资源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却不足以解释资源在农业的再配置行为，此外他们设定的商品之间的低替代弹性无法与美国百年来结构变迁的历史数据相吻合。不同于Ngai,L,R.C.A.Pissarides（2007）所做的部门间存在外生的TFP差异的假定，Acemoglu,D.&V.Guerrieri（2008）在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将内生技术进步与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相结合，认为即使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部门间的要素比例差异和资本深化也足以导致结构变迁，因此证明结构变迁可以与总量平衡增长相协调。虽然他们的模型可以对资本密集行业的结构变迁过程进行很好的解释，但是并不足以解释非资本密集行业的结构变迁过程。Zuleta,H.A.T.Young（ 2007）从诱致性创新的角度来扩展Baumol的分析，他们在一个两部门诱致性创新模型中考察结构变迁与总量平衡增长，模型假定工业部门的劳动节约型创新会增加该部门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和资本份额，而仅使用劳动要素的服务部门的要素边际产品保持不变，使得劳动供给增加。在经济增长中，服务部门的相对价格上升，劳动的边际产品增加，会导致两部门的劳动份额最终收敛到稳态。但他们的分析依赖于用劳动节约型创新来调和制造业的快速技术进步和就业率的下降。在对“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相协调的努力中，上述研究得到一个重要的共识：全要素生产率在各部门之间的增长是不平衡的，技术进步并不是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惟一因素，最终需求条件也具有决定性作用。Rogerson,R.（2008）就认为部门间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可能来源于两种渠道：由非齐序偏好产生的收入效应和部门间生产率增长差异导致的替代效应。因此强调需要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Bonatti,L.G. Felice（2008）通过在Baumol两部门模型中引入投资调整成本和非齐序偏好，证实了在进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以及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需求份额上升的共同作用下，“卡尔多事实”能够和“库兹涅茨事实”共存。他们的分析对于将部门间技术进步差异和最终消费需求成分的变动相结合来解释结构变迁和总量平衡增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Buera,F.&J.Kaboski(2008b）对此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们从理论上证实将供给和需求因素简单地放在一起来解释两类事实的共存是不可能的，因为Ngai,L,R.C.A.Pissarides（2007）用以确保结构变迁与总量平衡增长共存所假设的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要求各部门的最低消费水平为零，而Kongsamut,P.,S.RebeloDanYang,Xie（2001）所采用的非齐序效用函数的一个关键是存在一个不为零的产品最低消费量；另一方面他们根据美国一百年来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也指出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的结合无法与定量结果相一致。Buera,F.&J.Kaboski（2008b）的分析意味着必须在分析中引入其他因素来更好地模拟现实。Ngai,L,R.C.A.Pissarides（2008）将劳动时间变动引入对结构变迁和经济总量平衡增长的分析中，他们认为在三大行业内部还分别存在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技术变动程度是不同的，三大行业之间产品的低替代性使得劳动时间更多地分配到具有更低全要素生产率的部门，而家庭和市场生产的同类产品间的高替代性使得这一行业内的劳动时间更多地被配置到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市场化部门。于是结构变迁使得工作时间向服务业转移，市场化力量将工作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在向总量平衡增长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和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首先上升，家庭部门的生产时间完全用于服务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服务业也开始进行市场化生产。可见，他们在总量平衡增长的框架下，从生产率差异的角度，对三大行业间的结构变迁过程和劳动时间的变动过程给出了较好的解释。J.Kaboski（2008）在Buera,F.&J.Kaboski(2007）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引入人力资本后的作用，在分析技能偏向型（skill- biased）技术进步对于部门间结构变迁的影响时，作者认为通过引入资本与技能互补性，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会使得新的技能密集型部门出现，并且促使劳动力向这些新部门转移，从而在总量平衡下出现结构变迁过程。虽然他的分析主要是在考察教育收益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框架下进行的，但是无疑为研究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Matsuyama,K.（2008）主张在全球化视角下进行分析，他指出，在结构变迁的国别实证研究中发现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高速增长并没有使得该部门的就业率快速下降，因此他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对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应该有新的视角。在他的无交易费用的两国三商品（计价物品、可进行贸易的工业品和仅在本国流通的服务品）模型中，假定工业品为必需品、消费者具有非齐序效用函数，贸易效益导致在增长过程中存在如下形式的结构变迁过程：工业部门就业率随着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加而下降是全球性的趋势，但是在个别经济体，由于比较优势，工业部门的生产率与就业率成正相关。这也为分析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应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来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早期代表人物有：杨治、郭克莎、周振华、刘伟等。他们从投入、产出、效率等角度用计量等实证分析工具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得出基本结论：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不协调。最新的研究是刘保珺（2007）运用结构分解技术、纪玉山、吴勇民（2006）等人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研究，很少涉及从微观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综上，可以看出，他们（国外）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性规律，并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异质性和地区的差异性；而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应用国外的研究，没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从湖北省的实际出发，利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先后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寻求发展，经济体制一直是湖北省产业结构（本文主要指产值结构和就业份额）变迁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产业结构的变迁，无论在内容、手段还是在绩效上都受到经济体制及其调整政策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在微观角度，从产业结构调整行为的需求方（主要是市场）和供给方（主要是政府）出发，选取模型以及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和规范、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试图探求湖北省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其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希冀在调和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总量增长做出些许理论贡献。本文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这就是路径依赖的经济学本质，正如诺斯指出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一方主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而另一方主要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基于该地区资源（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的初始禀赋，以及经济本身所存在的惯性（主要是重工业化），已形成一条湖北省自己的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依赖。而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作为一种经验上的分析，通过对经济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此文主要是产业结构等相关数据）进行反馈（即回归分析进行模拟）来探究经济的实际（此文是湖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从而再负反馈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些数量关系可以用于对经济结构的再分析和进行短期经济预测。同时从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图形趋势分析可以看到这种路径依赖正在不断得以强化。所以对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经济回归分析，从理论和经验统计上来看是可行的。这种分析的目的是研究湖北省产业结构演变是遵循良性地循环发展还是被路径依赖锁定，如果是后者那就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是需要成本的，在市场化特称愈来愈明显的时候，这种成本主要是由企业去支付的，而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们本身构成既有的产业结构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巨大的退出壁垒,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随时破产，而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科尔奈，1986），这就导致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与供给的不一致，所以就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才能使产业结构从低端水平均衡的泥淖中拔出来，这时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行为的供给就尤为重要，所以本文的侧重方向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所有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落脚点都是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策而进行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路径选择。因为随着改革开放，湖北省的经济增长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多是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在起作用，而市场是很难去把握的。相反，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却可以通过宏观的产业政策施加影响，而且供给能力的加强才能满足现代经济中各种各样的非齐序需求，本文虽然强调的是供给方，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带动需求，只不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目的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在平衡中协调良性地增长。（三）研究思路及方法1.研究思路为了研究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现在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由过去的产业结构增量调整所累积起来的，它的演变会遵从一定的惯性和趋势，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称之为的路径锁定，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这种低水平的均衡会陷入恶性循环，产业结构势必阻碍经济的发展。基于此点理论支撑，本文首先在绪言的文献综述中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和规范分析，从中发现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接着就是选取一系列指标分析其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对问题提出逻辑一致性的政策建议。具体思路如下：第一，首先在绪言中回顾以往文献研究，并提出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在弥补这些不足之处的同时，利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构建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以此理论来驾驭本文整个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第二，在研究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时，有重点地偏向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分析时不仅考虑中观层面的产业及其细分的行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细致具体地从要素效率和经济规模的视角探讨分析湖北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并且试图去发现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的具体问题； 第三，在发现问题后，就构建指标体系对此问题做细致具体地分析，主要是对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和绩效进行分析；第三，最后针对存在问题得出对湖北省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对策。从中可以看出本文分析的基本思路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模型分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其中模型分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三大板块内涵的思路是来自于产业经济学的SCP分析范式，即研究产业结构状况-产业结构调整行为-产业结构的绩效，以保证分析时逻辑上的一致性。2.研究方法第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笔者认为经济学这门学科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上，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经济模型，但模型的目的还是为了去解释经济。所以尽管本文大部分进行的是实证分析，但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规范分析，在具体进行分析和研究时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前后呼应，互相印证，求得自圆其说。第二，统计学的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文章会使用一些统计指标及一些统计方法对湖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同时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各产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和经济规模的影响。第三，历史分析方法。湖北省产业结构的形成既有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湖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是过去发展的结果，要分析湖北省产业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形成过程，需要对湖北过去的经济增长状况及产业结构变动状况进行动态综合的分析。（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本文创新的地方：第一，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利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的框架；第二，选用多指标地进行分析，并对各个指标之间得出的结论进行前后呼应、互相印证，保证逻辑上的一致性，从而使文章既有较好的系统连贯性，又有效地避免了单一指标分析时的偏颇和空洞； 第三，在指标分析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对产出值分析的一点理论依据，同时也创造性地做出对相对产出值的动态分析，这在以往文献研究中是很少见的，并同时创新性地提出规模结构参数。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一，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缺失了1992和2001两年的数据，本文采取的是使用资本形成额指数进行替代来剔除价格因素而得到湖北省实际的资本形成额，不知道这在统计上是否可行；第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进行产业结构对要素效率和经济规模的影响分析以及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时只获得了1990-2008年的数据，没有与计量实证的分析取得时间上的一致性，这可能会导致结论的准确性；第三，本文没有从三次产业内部的具体行业部门对湖北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内各行业部门的投入产出两方面做一细致地研究，所以本文只是简单地提出了一些宏观和中观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细致深入地研究。二、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分析（一）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1.单位根检验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前，要先对各个变量作单位根检验，检验因变量和自变量是否是同阶单整的。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即：回归效果好但在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系，这样会造成错误的判断。而只有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的，才有可能通过回归检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前要对有关变量作相应的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主要是检验时间序列是不是平稳的，即：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都不决定于时间 T，其均值是一个常量。判断一个时间序列Yt是否平稳，可以通过 ADF 检验来实现。ADF 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分别是：H0:=0，即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非平稳；H1:=1, 即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可能还包括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当时间序列Yt的随机扰动项没有自相关，其显著性检验所对应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t=1Yt-1+2+Ut Yt=1Yt-1+2t+3+Ut当时间序列 Yt的随机扰动项存在自相关时，其显著性检验所对应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Yt= 1Yt-1+2t+3+i=1miYt-i+t其中，t 为时间趋势项，m 是最优滞后阶数，Y是时间变量。ADF 检验中，若拒绝 H0,则说明 Yt没有单位根，是平稳的，否则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运用上面理论，用 Eviews3.0 分别对以下变量进行 ADF 检验：地区实际（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计算）生产总值用Y来表示, X1, X2, X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实际产值。同时并对它们分别取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异方差；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以便于弹性分析。这种变换不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效应。各个变量的值根据2009年湖北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对以上四个变换的变量作ADF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 2-1 所示。表2-1注：表中第二列括号中的第一项表示检验式子中是否有截距项，0 表示没有，C表示有；第二项表示是否有时间趋势项，0 表示没有，T表示有；第三项表示估计中的滞后阶数；表示的是变量的一阶差分；其中*，*，*，分别代表1%，5%，10%下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在相应的显著性水平认为变量是平稳的。 ADF 检验结果变量检验形式ADF值临界值检验结果LNY（C,T,1)-2.542781-3.2203*非平稳DLNY(C,T,3)-3.620506-3.5943*平稳LNX1(C,T,1)-2.104597-3.2203*非平稳DLNX1(C,T,1)-5.280261-4.3226*平稳LNX2（C,T,1)-3.475008-4.3082*非平稳DLNX2（C,T,1)-4.547758-4.3226*平稳LNX3（C,T,1)-1.65135-3.2203*非平稳DLNX3（C,T,2)-4.442243-4.3382*平稳从表 2-1 可以得出：LNY、LNX1、LNX2、LNX3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故不能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构建模型，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的一阶差分DLNY、DLNX1、DLNX2、DLNX3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以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经验分析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考察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想法是: 如果X 的变化引起Y 的变化，则X 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 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 是引起Y 变化的原因” ，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 应该有助于预测Y ，即在Y 关于其过去的回归模型中，添加X 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第二，Y 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 ，其原因是如果X 有助于预测Y ，同时Y 也有助于预测X ，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 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 变化的原因。检验X 是否为引起Y 变化的原因的步骤如下: 首先，检验“X 不是引起Y 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对下列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无条件限制回归模型： Yt= i=1miYt-i+i=1miYt-i+i 有限制条件回归模型： Yt= i=1miYt-i+i 对以上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后，通过计算 F 统计量，以检验系数1,2m是否显著为 0.若是显著为 0 的话，就拒绝原假设。 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所有的变量的时间序列必须都是平稳的，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DLNY、DLNX1、DLNX2、DLNX3均为平稳序列，故可以进行相关检验。运用 Eviews3.0 对 DY、DLNX1、DLNX2、DLNX3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下：2-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 原假设一阶二阶三阶四阶DLNX1 DLNY（0.68731）0.41463（0.19212）0.82652（0.25048）0.86004（10.0499）0.00023DLNY DLNX1（10.2747）0.00355（1.54875）0.23387（6.58326）0.00283（12.0003）0.000081DLNX2 DLNY（2.52632）0.12405（3.55185）0.04526（4.73441）0.01182（7.53276）0.00111DLNY DLNX2（21.4238）0.00009（20.8843）0.0000067（9.69817）0.00037（12.9053）0.000052DLNX3 DLNY（1.23084）0.27740（0.99829）0.38392（1.472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