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尘封60年首面世全书32篇.pdf

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尘封60 年首面世全书 32 篇 1959 年 7 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受访者供图 ) 1956 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直至今日， 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1955 年 9 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 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 余部， 1700 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 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 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 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 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 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近 60 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 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 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全书 32 篇：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 篇稿、 7 个版的规 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 讲稿， 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 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 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 学史共32 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 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 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 整部文稿 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 万字。 新见解：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 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 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 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 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 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 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 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 在他看来，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 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 唐代 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 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 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 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新考证：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 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 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 汉时所作。 ”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 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 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 的有力论证。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 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 尧典 ) 、夏书 ( 禹贡 ) 、殷书 ( 盘庚 )，均有可 疑之处。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 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 中国文学史 ， 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 中国历史地理 这门课。” 叶龙笑言。 新创识：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 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 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 时代， 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 大贡献。 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 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 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 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 友话家常， 学的是曹操。 曹操倜傥风流， 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 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 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 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 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 论文 提出 “文以气为主” 这一主张， 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兄弟二人， “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 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精点评：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 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 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 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 如一间百货公司， 货真而价实。 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 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 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 是宗教家。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 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 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 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 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 生了大关系。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 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大视野：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 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 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 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 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 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 言古诗起于晚汉， 词起于晚唐， 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 白话小说 水浒传 、 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 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 穆肯定前两书， 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 “身在元， 心在宋， 身遁草泽， 心存邦国” ， “水浒传 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 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 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 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 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 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