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20XX年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演讲稿.docx

第 1 页 20XX 年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演讲稿 特征码 ENXNJvkhqXdXdzBkkeTl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 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 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 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 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 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 封的新青年 、 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 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 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 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 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 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 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 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 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第 2 页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 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 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 “器物” 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 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 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 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 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 地从善如流，几乎在 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 。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 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 可用多少次战争也 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 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 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 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 ，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 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 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 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 ，是对人的解放。 第 3 页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 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 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 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 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 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 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 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 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 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 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 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 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 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 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 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 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 第 4 页 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 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 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 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 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 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 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列强们”虽 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 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 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 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 化，我们认为中国 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 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 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 望。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 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 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 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 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 第 5 页 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 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 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 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 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 清醒了，他们只不过 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 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 个最显著的“不变 ”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 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 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 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 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 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 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 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 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 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 第 6 页 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 民” ，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 ， 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 。五四新文 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 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 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 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 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 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 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 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 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 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 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 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 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 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 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 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 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 第 7 页 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 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 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 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 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 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 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 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 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 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 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 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 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 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 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 有“全盘反传统” ， 第 8 页 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 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 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 ，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 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 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 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 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 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 出版，到陈独 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 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 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 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 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 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 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 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 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 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 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 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 该看到，过去的九十 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 第 9 页 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 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 成 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 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 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 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 世价值” ，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 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 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 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 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 叶。如果考虑到中国 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 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 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 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第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