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122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 著平乔新 莫扶民 译中译本序导言第1编 各种不同的观点1 自由、市场与国家2 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3 公共选择观点4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5 专制在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中的潜力6 反对立宪改革的根源第2编 秩序的出现7 在秩序的出现过程中确定的秩序8文化演进与制度改革9 关于政治过程的注解10 权利、效率与交易：与交易成本无关11 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和道德无政府状态第3编 对公平理论的探索12公平竞争规则：契约论者关于分配平的评论13公平与平
2、等待遇14 一个澄清分配与再分配规范的注解15 税收的伦理极限16 粉碎福利国家第4编 债务与赤字政治经济学17 债务财政的道德范围18 公债与资本形成19 债务、民众和福利国家20 经济学家们论赤字第5编 个人与国家21 个人在私人决策、机构决策与集体决策过程中的选择22 契约主义与民主23 立宪民主、个人自由与政治平等24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译后记中译本序本书是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1919-）80年代上半期一些论文的选集，最近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莫扶民两位同志从英文原著译出出版。书名自由、市场与国家，实际上，是借用了书中第1编第1章的题目。但它也松弛地概
3、括了全书各章所涉及的内容。布坎南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有名的经济学教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就今天的习惯说，布坎南是一位保守的经济学家。“开明”和“保守”、这两个称谓，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应用、在过去和现在有一个颠倒的过程。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当经济自由主义仍处于顶峰的时期，笃信市场自动调节力量、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是被公认为“开明”的而任何主张国家实行经济干预的人则被视为“保守”和异端。但在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学说盛行之后、两者正反的地位似乎被颠倒过来了。今天，主张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某种控制和干预似乎成为开
4、明的思想（当然，这里所指的控制和干预都是以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大前提的），而仍然笃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想法或主张却成为保守的思想了。布坎南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在4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大学，受弗兰克奈特（1885-1972）教授思想薰陶之后从原来的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变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的”。但是布坎南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对于市场所采取的哲理立场而是在于他创立和发展了所谓“公共选择”（“PubliCChoice”）的理论分析，并由此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市场问题作出新的广泛解释。布坎南承认“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是近代公共选择理
5、论最早的先驱者”，而他本人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在1962年所写的一致的计算一书是推演一种政治宪制的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尝试”。从6O年代初期起，布坎南就不断地发展他所新创的学说，使“公共选择”成为“经济等中一个性立的或准独立的子学科”严格说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并不完全限于经济问题。维克塞尔就是从“政治作为复杂的交换”的概念出发，进而论证“如果经济政策需要改革，就要注意经济政策如何决定的规则，注意宪制本身”。布坎南从其政治上的含义出发认为“公共选择把政治解释为选民和代理人之间在寻求增进或表达他们自己利益时的相互作用”（经济透视期刊1987年.暑期号，第29
6、页）。因而，他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即公共选择）结合于经济理论之中，使其成为政治和经济理论的一个综合体系。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布坎南的这一研究工作填补了传统的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上的政治决策论。20多年来，布坎南为了发展他的这个新的分析体系，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他以这一观点批判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和辩护，特别是把政治决策应用于财政、赋税、公债等具体的经济问题上。这本书就是最近一时期他所发表的、与这一命题有关的一类论文的集子。由于上面已说过，“公共选择”，作为一个经济学子学科的基本论点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我们所习惯的经济问题。布坎南的著作、在国
7、内还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学说的著作几乎都没有提到他和他的理论。但这一情况正开始有所改变。据悉布坎南的另一本书成本与选择（Cost and Choice，1979）已经在翻译中，不久当可出版。而这本书，作为上述一书的姐妹篇，它的翻译出版，将会和上书一起有助于我们对布坎南的理论的了解。布坎南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是、他与当代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有所不同。他对于市场机制的运用也已有所怀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不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体制，都比不上它们在观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但它是一个经常为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所忽视的真理
8、见本书第383页）。这一认识不但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具有现实的意义。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观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的种种功能的完善性当做现实，似乎已成为一个思想认识的通病。一提市场，就把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当为事实。一提国家控制，便认为“集权化计划”必须而且能够取代市场。布坎南作为一个从“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变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这两个极端观念上的理想化模式提出怀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陈岱孙1987年12月21日于北京大学导言这个集子里所搜集的全部论文都写于80年代初；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学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公众的观点，“80年
9、代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副标题也暂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正如各章的章名所示，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仅在19世纪80年代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存在，它们还会在21世纪80年代存在。这些问题是关于政治、法律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秩序、自由、公正、效率、进步。政治经济学家给这些问题赋予了一种严密的观点，从而为其他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一种补充性的贡献。任何科学权威式的傲慢态度都是不适当的。这里的一些论文只是作为我个人加入这场还在继续进行的有许多学者参加的对话和讨论的一种投入。将它们奉献给大家，是希望我在某种混乱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探索能够传递给那些同样关心这些问题的同行们。这些论文
10、最初都是独立成篇的并没有一个要把它们编成象本书这样一个集子的长远和明确的计划。大多数文章都是为了参加讨论会、讲课或作年会报告而写的。正如我在自己的或别人的其他文集中所发现的，这里，也许在不同的独立成篇的文章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秩序”或整体性,这种自发秩序和整体性要比任何仅仅是对生产过程作一种观察所提示的更强。但是，由于这些论文是分别写就的，因此在不同的章节之间就难免出现较多的重复与赘言，这种重复与累赘会比一本结构紧凑的书所允许的多得多。我已经通过仔细筛选与编辑修订，尽我所能，把这些缺陷降低到最低限度。本书是按五个主题来编排的，这五个主题看来对于描述本书的内容是合适的，尽管有的文章还编排得不尽
11、合适。在第 1编里，我所关注的是有关社会秩序的不同的观点。在这几章里，我努力定义并且叙述我的观点，并且对那些看来是困难的观点进行了评价与理解。在第1章和第2章的部分内容中，讨论具有一种泰然自若的自传性质，这种性质一方面是由最初提出的目的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个人的背景中纳入了重要的哲学问题而由可能获得的价值观念所引起的。第5章的标题是：专制在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中的潜力，我认为这一章是最重要的，也是全书中最会引起人们争议的一章。第2编在。秩序的出现的主题下包括了5篇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所作的持续不断的批判，也反映了我对那些力图对进化论解释作过分推广的人的批判。这
12、些题目对于那些知道我别的著作的人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在这里所作的特殊的应用也许有助于澄清至今还存在的含糊不清之处。我之所以把第10章也列入这一编，那是由于在本书中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地方了，尽管把它编入这一部分也不是很合适的。这一章只在一个地方与第2编的其他文章有关联，这就是我是依靠着哈耶克对于遗传性进化与文化上的进化之间的区别来进行分析的。公平问题是在第3编中进行讨论的。即使在我本人看来，这些材料也没有对公平问题作出任何综合性的论述。这些章节所包含的内容仅仅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小题目所写的一些东西，而关于这些问题，用“公平”这个词就可以联结起来。在这个时期，我与杰弗里布伦南（loren lom
13、asky）nan）、洛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作写过一些别的文章它们发表在别的地方, 这些文章在某些方面对问题作了引伸，但是，我个人的贡献，就是从最好的方面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第4编包括了4篇相互有关联的文章，这四章可完全纳入规范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中，这一点比本书其他各章更加清晰。这本书最初是按我本人与那些最初邀我写文章的人的要求，在债务与赤字的标题的鼓动下写出来的。我的努力在这里反映了我返回到了或者又继续了我在自己早期的著作中所作的研究，那时，债务与赤字问题没有像在80年代那么紧迫。这些章节中的核心论点是会引起争议的，这主要是由于那些反对我的立场的人所隐
14、含在分析中的哲学基础是不同于我的哲学基础的。运用我在本书别的章中所讨论过的哲学基础，我关于债务与赤字的分析就变得直截了当和确实是基本的讨论了。第5编包含了4章。在第21章中，我考察了选择环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在第22章与23章这两章相互联系的内容中，我讨论了一般的契约论者立场与契约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24章中，我力图把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吏为广阔的社会哲学的背景之中。这一章是关于全书一的个合适的总结。这里收集的论文都是由我个人写成的但是，在这些文章的酝酿与写作过程中，我与许多同事一起工作，他们的帮助对于我写作这些论文是有启发的。杰弗里布伦南尽管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但他是我整个时期的同僚
15、并且在我的论文刚刚写就时就给予了有价值的批评。德怀特李（Dwight Lee）是我在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时的同事，后来又是我在乔治梅森大学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早期的同事，他与我一起对第20章所讨论的材料作过研究。通过对这种材料的扩充我俩在别处合作发表了文章。戈登图洛克是我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同事，我总是通过他在洞察我的立场中所贯穿的逻辑能力，来加强我对债务与赤字的分析。在每一章开头，我特别指出，这些文章是以前发表过的，承蒙允许，得以在这里重新出版。我应该对于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学术研究气氛表示感谢，正是在那里工作的时期中，我的这些论文才开始得到准备。如果没有该中心对于整个项目的外在支持，这
16、些文章是不可能付印的。对于我的许多同事以及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我表示同样的谢忱。最后，正如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总是要鸣谢的那样，贝蒂蒂尔曼（Betty Tillman）仍是我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人。詹姆斯M布坎南1984年 12月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第1编 各种不同的观点1 自由、市场与国家本章内容最初是 1983年7月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举行的自由基金会系列讨论会上的一次特邀讲演。我记得“我的老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从未能辨明市场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失败的。正如弗兰克奈特说过的许多
17、话一样，这句话是颇值得深思的。我在此沿着奈特指明的线路，将市场或市场秩序反对派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人，进而根据他们对以经济理论为一方和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另一方的潜在的接受态度，指出这两种人各自的特点。我是在解决了思考30多年的一个问题后才作这番论述的。1983年4月，我应邀作纪念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40年代后期我和沃伦纳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共同经历。我注意到，我们俩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许多人样，最初都是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沃伦纳特和我都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就我来说，这种转变仅仅是由于受教于弗兰克奈特六个星期。令
18、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在高等学府的经历；包括受弗兰克奈特的思想薰陶，却没有经历相同的转变？为什么他们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他们确实“学习过经济学”，而且在当时观察得到的学术水平上，他们并不亚于其他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
19、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
20、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
21、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在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的思想观念中，对集体行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肯定的评价。共同体感无任何必要，对社会团体、国家或诸如此类组织的团结的关心也无任何必要。这种
22、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他的社会主义恰恰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拒绝那些专横的“金融家”、“强盗富商”、“华尔街巨头”、“苏黎世财阀”和“东部权势集团成员”的异想对他个人命运的控制，用什么作为替代组织呢？“把这些恶棍拉下台”，谁来取而代之呢？这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民粹党式民主的形式下几乎是绝望地退缩了。不论怎样，他是料想在革命到来后，他将运用潜在的平等权力，即等于其他人所运用的权力，塑造自己的命运。我所描述的这种人决不可能超出他的否定主义多远。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如何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再次看到马克思的天才在于对革命后
23、的组织问题保持沉默）。现在，考察一下这种人在面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论点时，以及在终于理解了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原理时会有何种反应。考察一下在受像弗兰克奈特他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人的思想熏陶后，世界观会受什么影响吧。现在他明白了，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于从政治控制中使人们的自由极大化的，始终作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里是受到最好的保护的。这种人如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这时他就会经历向市场拥护者的明显转变。他真正看见光明了。现在我把刚才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反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比
24、较。描述第一种思想毕竟是在描述我自己以前的思想，因此对于我来说，描述第二种人的思想要困难得多。但让我设法深入其他人的思想深处。反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不会对个人自由赋予最高的评价。他决不可能铭记和赞同“别触犯我”这句美国革命者们的口号。他最初的反市场或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人对他行使专横权力所激起的愤怒和厌恶，也不是来自他人对他个人自由的明显限制。这种人反对市场秩序，有着更基本的原因。他认为个人不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不管他了解还是不了解市场运行方式，不管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失败的，他都一样反对市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的理解水平和老练精明极少能或完全不能对他的反市
25、场秩序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反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由于反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应该允许人们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应该对他们自己的自由有所限制，因此他积极支持由集体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自由。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共同体、社会、有机统一的团体、国家所有这些统一体都要求他的忠诚。反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但不一定是家长统治论者。他也许认为，但不一定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应该允许个人摆脱或许正在引导他探求“真理”和“美德”的集体而自行决定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参见第5章）。设想这种人对经济理论家的教导会有何种反应吧。这些教导对于他犹
26、如耳边风。他也许完全理解市场的逻辑结构，而同时又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或集体精神的热烈拥护者。这种人基本上不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市场所确保的权力分散和权力限制，正是他反对而不是拥护这种组织形式的理由。反自由主义者仍然是反自由主义者。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这种人，倘若他在知识上仍然是诚实的，就会受公共选择理论教导的影响。如果他最终认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也确实不可能存在的，政治领域中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中的人一样追逐私利，一样的卑鄙，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对集体体制的支持。不过，由于这种人实际上不可能期望成为市场的热情拥护者，所以这种放弃的程度将是不明确的。尽管排除
27、了某种从国家形象产生的浪漫成分，真正的反个人主义者是不会变成市场秩序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之神可能因反自由主义者而死亡，但不会有其他神祇出现。趋向虚无主义的诱惑是强烈的；而在我看来，这就是80年代世界许多迷惘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形。在为展开论述作准备的本章里，我只不过叙述了我是如何解决了开始提到的那个难题的。我发现这对于澄清自己在各种反市场思想方面的混乱是有用的。我并不想论证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于何处以及何人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仍活着的还是已死去的。我们都是许多人的混合体。因此、那些反市场秩序的人也许充分反映出我这里所描述的这两种抽象状态的思想以及可能创立的其他思想的某种混合。
28、进一步说，即使在我们这些市场秩序的基本支持者中间，也仍然存在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形式的残余。就我而言，更易与那些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似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人相通，而较难与那些提出国家具有潜在仁爱作用的观点的人相通。最后，我写这些文章的最终理由是：我希望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在政治哲学这个最基本层次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第一步。2 政治经济学: 1957-1982年本章内容最初是1983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作的纪念沃伦纳特的讲演，曾以本章标题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过（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83年）。我感谢允许以原篇幅重印。我对原槁讲演稿和已发表的版本作了某些修改。导言我慎
29、重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为本章标题。1957-1982年恰好构成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我的选择并非仅取决于这种时间上的对称，而是取决于这段时间的首尾年份里的事件。正是在1957年，我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正是在1982年，我进行了一场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的新的斗争，而沃伦纳特是会热情赞同这场新的斗争的。我要追溯一下19571982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大量地提到，那些学术界人士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说明自己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地位的。我不必因为这种对学术界人
30、士的强调而向我的非学术界的读者们致歉，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二 政治经济学：1957年1957年，反自由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在学术界中处于优势。我指的是那些从意识形态上主张由国家对一切经济事务实行仁爱领导的人（在法语中有个更恰当的词：dirigistes，即统制经济论者）。而在1957年从凯恩斯学说在大学里被接受的程度衡量，凯恩斯学说“对本题的偏离”这是借用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的一个贴切的措词仍在加速。那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还未完全渗入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
31、失败也还没被人们真正认识。在学术界里，统制经济论者占居支配地位，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控制了各系主要课程的设置；决定着人们的聘任、聘期和提升；审批出版他支配备主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而那些基金会当时已偏离了捐款设立者之初衷。当我和沃伦纳特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进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弗吉尼上州独特历史对学府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在斯内夫利（TRSuavely）的领导下，受大卫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和拉特利奇瓦伊宁（Rutledge Vining）的富于想像力的思想之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已经与众不同。我们宣称
32、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1957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而对次大学当局并非是消积地加以接受（几乎可以肯定，表达此种目的的任何言论在当时美国大部分主要大学都会立即遭到反对 ）我至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
33、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
34、中的一段话：我无条件地拒绝承认或相信，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在最细小方面也违背了杰弗逊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是独一无的，只在于它要考察自由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以为人们能公开、充分和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但是，详述这一切需用很大篇幅面这在本章是不相宜的。因此，我还是放弃作这种论述，只简要地说明我们建立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想法。我们当时头脑里设想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我和沃伦纳特想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具有何种特点呢？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正在日益发展的对经济学基础的忽视。我和沃伦纳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而且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劳埃德明兹（Lioyd Mints）和
35、阿伦迪拉克特（Aaron Director）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价格理论，并且是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隐藏在被亚当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很简单，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原来位置的返归。我们看到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别的高等学府经济学课程设置所忽视的正是这种经济学的基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公开并无歉意地承认，驱使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坚信、如果这些基础受到忽视，一个个人赖以保持其自
36、由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坚信，对价格制度的理解会为整代人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提供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进行直接的思想论战。理解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的。我和沃伦成为经济学家时还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我们经历的“转变”是通过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进行自我启蒙的结果，并且我们还将这种经历变成我们的同事和学生的见解。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唯有对那些对经济学无知的人才有明显的说服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启蒙将来的研究生，帮助他们达到与我们相等的理解水平，培养出了解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然后通过经济学家们透彻的分析引导另外几代人达到自我启蒙。也许当时我的表述不如我现在
37、说的这样直接了当，但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明白。我现在承认、对于5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我们的目的确是具有破坏性的。三 夏洛茨维尔十年：19571987年。无论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外部的标准来衡量，在19571967年这十年中，“弗吉尼亚学派”取得了极大成功。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得到了来自好几个非主流派特别基金会、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州的慷慨支持。研究生课程内容扩充了。利兰德耶格尔、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亚历山大卡夫卡（Alexandre Kafka）、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hinston）、戈登图洛克和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
38、eit）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许多访问学者以及所有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来到中心作为期半年的访问。他们中包括弗兰克奈特、FA哈耶克（Hayek ）、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布鲁诺利昂尼（Bruno Leoni）、特伦斯赫钦森（Terence Hutchison）、莫里斯阿莱斯（Mallrice Allais）、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 和0H泰勒（Taylor）。我们开始吸引优秀的研究生。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生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在众多学生中我仅提出以下十几位的名字，并预先对那些其名字也应该在此提到但没有被
39、提及的许多人表示歉意。他们是：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特林赛（Matt Lindsay）、吉姆米勒（Jim Miller）约翰穆尔（J0hn Moore）、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鲍勃托利森（Bob Tollison）、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和汤姆威利特（Tom Willett）。这些人都是“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学派”的产物。用不着我详述，仅列出这些名字就足够了
40、弗吉尼亚首创精神获得了成功。回首过去，在硕果累累的“夏洛茨维尔十年”间，高等学府内外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经历着变化。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知识一道德一情感的动力大约在50年代达到高峰。到了60年代中期，这种动力便逐渐丧失。稍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在60年代初达到顶点，而在这10年的后半期，国家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已不复存在。我们这个学科中的统制经济论者，有的思想失去原来色彩而趋向中庸，有的则加入了鼓吹爱情与和平的磨皮士的行列。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由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提出了值得尊敬和注意的思想，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思想污染。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和制度对
41、经济运行约束的重要性。所有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公共选择这三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分支学科出现了，就广义而言每一分支都从政治经济学派生而来，并且每一分支都能从弗吉尼亚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可是，弗吉尼亚大学这种富有生气和个性的计划注定不能在这10年后长久保持下去。尽管它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毕竟与弗吉尼亚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学术思想大不相同。就在这种研究生培养计划因为大获成功而受到外界广泛赞扬的同时，大学内部开始有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它。我回想起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个时刻是，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杰克格利（Jack Gurly），大约在1963年或是1964年的美国经济学
42、会年会上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比起美国其他大学的研究生的论文更令人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时，并且是背着我和沃伦，大学当局通过一个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抵销中心的“政治动机”的委员会，在1963年对我们的计划组织了一次秘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经济系说成是“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并声称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与经济系和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那个委员会接着推荐了具有“现代观点”的经济学家给大学当局加以任命。到60年代中期已经加入正统学术思想行列尽管为时已晚的弗吉尼亚大学与SO年代相比巳大不相同。在1964年至1968年这4年时间里，大学当局未作任
43、何努力来挽留我们这个有幸建立并获极大成功的研究一教育机构的成员。通过一种有意忽略甚至是积极鼓励的方针，这些学者被允许转到其他大学。至1968年，科斯、温斯顿、图洛克及我本人都已转到别的大学。到1969年，沃伦纳特与其说还是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如说已成为一个实干的政治经济学家了。到此我的这些必要的自传性叙述不再同沃伦纳特有直接联系了。在我于1968年离开夏洛茨维尔以及他于1969年进入国防部后，我几乎不再看到他了。因此对沃伦纳特返回学术界后在大学里同利兰德耶格尔、威廉布雷特及其他人继续进行的持续了70年代整整10年的斗争，我就不可能作证了。可是在我同沃伦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感到我们长期坚持
44、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一致意见并无任何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我们认为在本学科中所应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为此我感到，继续阐述我对1968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动向的个人见解是适当的。四 公共选择一新弗吉尼亚学派：19691982年。依上所述，“公共选择”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分支学科出现的，它在60年代初发端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1963年10月，我和图洛克在夏洛从维尔老常青藤旅店建立了公共选择学会。6年后我和图洛克重返弗吉尼亚，这次我们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相比；这个新中心的目标稍窄。经验问我们表明，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
45、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总的来说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见第3章），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他们中有些人是决不可能受传统的僵硬的价格理论的影响的。公共选择在高等学府内外更为广泛的知识界迅速获得声誉。我们在布莱克斯堡的计划一开始便得到马歇尔哈恩（TMarshall Hahn）的令人鼓舞的行政领导，以一种不同于早期夏洛茨维尔计划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研究生们纷纷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分散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并正在他们的研究和
46、教学中将公共选择理论推向前进。不过，也许这一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效果，是反映在70年代10年间公共选择理论的国际化上。公共选择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出现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成为世界各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向往之地。然而，与1O年前的夏洛茨维尔中心的情形相仿，公共选择理论如同其渊源于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一样，对于那些其成员在当代高等学府中居影响地位的正统学派来说，显得太不正统，太与众不同，的确也太成功了。1982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如它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心一样，成为它自己成功的牺牲品。1982年开始新的历程。一项决定
47、将整个中心（教研人员、工作人员、各种设施）并入乔治梅森大学。五 1982年的非正统观念我再次为只有少数读者才感兴趣的过于详细的自我介绍表示歉意。不过我详述这些经历有更大的目的。我要把我和沃伦纳特在1957年所面临的挑战，同寻求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在8O年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对照和比较。我在前面说过，在1957年的学术界里，人们的思想状态是统制经济论和反自由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失灵，以及通过与一种完全是杜撰和理想化的结构进行对比来说明市场失灵的观点，被广泛用来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合理的。他们认为，就业、产量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宏观失控原因仅在于老派政治家们没学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课
48、可以回想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公债已使孙子一代背上沉重的负担时，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轻蔑地加以嘲笑的。要对5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态度作出批评是容易的。但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以公正的信任。他们犯的错误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事后这么说。但他们对各种思想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些思想是重要的。他们不是骗子，并且不是共同体中的有意的寄生虫。四分之一世纪是很长的时间。但学术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从50年代那种思想形式中摆脱出来，却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现在情形确实好转了，反自由的社会主义已经几乎消失。即便根据最广泛的定义来讲、在1982年能包容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经济学家也只占极小部分，并且他们几乎不能再控制任何课程计划和基金会了。50年代居统治地位的统制经济理论已经消失，但尚无具有相等抵消作用的思想取代其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变成了“科学”；但我给科学这个词标上引号以示贬意。80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俘虏，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