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五.doc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五） 目录目录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2 一、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2 二、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规则.3 三、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4 四、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5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 WTOWTO 的政策导向的政策导向.6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性.7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9 三、劳动密集产业的升级与发展10 四、以国家力量扶植战略产业.11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13 反思张五常现象反思张五常现象13 学术界的冲击波-反思张五常现象之一.13 从张五常拥抱夏业良谈起-反思张五常现象之二15 也谈“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反思张五常现象之三.16 也谈“取消海关管制“-反思张五常现象之四.17 产权明确的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反思张五常现象之五.17 公与私的对立统一-反思张五常现象之六19 张五常“预测“的“改口“-反思张五常现象之七.20 张五常的双重标准-反思张五常现象之八21 反思张五常现象九：私有化是万能的吗？22 反思张五常现象十：张五常热的转折点.23 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24 中国中国 1515 大行业没有多少竞争力大行业没有多少竞争力.27 “张五常热张五常热”的实质：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的实质：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29 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克服垄断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克服垄断.33 一、部门垄断利益的形成33 二、行政垄断的再度加强34 三、必须打破垄断的经济与社会背景.36 四、反对垄断的基本措施36 关于保护主义的观点以及争论关于保护主义的观点以及争论.37 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45 一、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45 二、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46 三、权力资本发展三个阶段.46 四、确立“危机预期”.48 一个真正左派理性个人主义者的制度创新左大培访谈一个真正左派理性个人主义者的制度创新左大培访谈48 “新左派” “非主流经济学”.48 理性个人主义者49 走上左翼的思想道路.49 理性的民主派.50 革命民主的经济观52 “非主流经济学”的主张53 反对“权贵私有化”.53 公有企业产权的转让必须法制化、公开化55 经营好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企业.58 评论：一个让人不解的问题.59 经营好公有企业的制度设计：公有财产代管人制59 激发制度设计的契机.60 摆脱制度困境的出路.61 补充适当的监管机制.63 真正的“界定产权”.64 市场经济中的两种公有制企业.68 垄断与管制垄断与管制 都是腐败惹的都是腐败惹的“ “祸祸“ “.70 黑社会、腐败与市场经济黑社会、腐败与市场经济70 警惕部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71 社会应该关注什么？社会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关于“选美选美”盛行的评论盛行的评论72 中国的医疗改革应当允许人们怀疑中国的医疗改革应当允许人们怀疑73 改革，不一定天生有理 73 医疗改革，应保障医生的高收入 73 中国一年的“医疗风险”到底需要多少钱？ .74 “免费医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 .75 在在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兼评科斯产权理论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76 中国像左大培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太少了！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中国像左大培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太少了！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79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 中国许多传媒，经济学家，甚至政府官员，对于国际主流舆论所宣传的“全球化” ，盲目接受，他们 已经“升华”为国际主义者，只讲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必然。最好的也不过少唱几句“双赢” ，客观分析 一下利弊而已。弊大又怎么样？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在无数个“全球化”论坛中，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是积极参与者，没有什么人出来组织一个 “反全球化论坛” 。结果是巴西办了，世界上许多民间组织办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如果是，为 什么没有反全球化的声音？中国“上层精英”们所唱的全球化，比发达国家还要起劲？这只能说明，中国 的所谓“经济学主流” ，已经严重脱离中国国情，他们的特殊利益，已经损害了中国人的总体利益和长远 利益。 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但是应该明确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场。 一、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一、参与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和经济政治主权 90 年代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广泛宣传的“全球化，地球村”,与过去的“国际化”有根本性 的不同。 “国际化”是承认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产业存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国家关税 和其他政策的限制与保护；产业的主体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西方国 家严格禁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产业，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触动民族国家的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 90 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概念，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经济，金融创新与危机，跨国 公司扩张联系在一起的，美圆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要对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民族产业进 行解构。苏联的瓦解，美国对于单极霸权的图谋，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总背景。 “全球化”的要点是： 第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 第二，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效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综合效益。 第三，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整合，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 第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响民族国家 的内政和政策制定，以国际协调，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使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逐步 削弱。 第五，以美圆的世界霸权，主导国际金融和汇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 第六，以美国的新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影响各国的国家安全。 第七，保持西方意识形态优势，树立舆论导向，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思想。 第八，西方国家继续禁止劳动力自由进入，专门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资本的优势。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战略和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经济表现。不存在什么完 全“客观的经济历史规律”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无数利益主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作为“人为 设计”的过程， “全球化”是由占据国际霸主地位的超级大国，以自己综合国力为担保所推动的，虽然在 客观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一定利益的实现，根本上是为霸主利益服务的。美国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捐款， 提供经费，取得了制定规则，裁判异端，调节纠纷的主导权，美国要保证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运行，就要 保证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也要保证制裁那些不遵守规矩的国家， 这就是霸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 美国以其强大国力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行，推动全球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大部分，发 达国家占了绝大部分；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圆；国际贸易 70%是以美圆结算的；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和资 金，流向了美国；2000 年全球软件生产共 16000 亿美圆，美国占了 12000 多亿，印度占 70 亿美圆，中国 只有几亿美圆，出口只有几千万美圆；美国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发明专利，并且酝酿更大的突破，如生 物工程，新一代互联网和计算机；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与美国的国家，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换得经济利益。 比如日本在战后把自己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节约大量国防经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为美国提供 战争后勤服务，赚取美圆外汇，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始积累；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政治附庸，以引进外 资实现经济起飞，墨西哥等国家甚至积极酝酿美圆化，将经济主权交给美国。 大国就不相同，没有不极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日本和韩国一直在走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这也是美国 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要冲击它们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这些美国的邻国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150 座 飞机不行，就生产 100 座以下的支线飞机。而欧洲 4 个国家，则联合起来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的波音平 分秋色。印度 2000 年有了原子弹，开始建造第 3 艘航空母舰，软件出口额达到 68 亿美元，中国仅 1 亿美 圆。 象中国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 接受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足够的援助。俄罗斯经济一部分已经倒退到自然经济， 大部分人自己在院子里种植农作物为维持生活；重工业与核武库 10 年没有投资，还可能继续垮下去；所 谓“货币改革” ，卢布两次作废，等于两次将居民存款一扫而空，只是那些不动产和外汇的人再次大发其 财；卢布的自由兑换是在贬值 10000 万倍以后，自发实现的。商业信用基本瓦解，黑社会趁虚而入，控制 了相当部分经济；几个金融巨头操纵政治。近来甚至有消息说：俄罗斯居民大量死亡，导致平均年龄降低 几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如此，北约还是在东扩，外资也没有大量进入。 我们必须把握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 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和全球化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主 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 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够被动接受全球化理论。 中国在政治上能够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吗？显然不能。即使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也不可能。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纯经济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 考虑问题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地位非常高，说明美国十分重 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中国的经济学家特 别多，而且在 90 年代被捧为神学的，金钱成为信仰。90 年代中国思想和政策的主流是以眼前经济利益代 替国家长远利益。有无道理尚且不论，但这绝对不是在向美国学习。中国的精英（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和 思想家） ，严重缺乏国家和民族意识，其原因是深刻的，这不是本文研究范围，但这个事实，是谁也抹杀 不了的。 如果中国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尖锐失去稳定； 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安全不能保证；在国家战略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外交软弱无力；战略 产业和国防产业不能独立，不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甚至走向俄罗斯的悲剧。 二、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二、排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不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平等规则的平等规则 全球化的实质是要消解国家主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接受。实际上不是中国不愿意做，而 是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完全纳入全球化。 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贸易，是以被它们歪曲了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歪曲比较优势的 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自由贸易之外；第二，是以静态比较利益代替动态比较利益。按 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 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 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 论前提在书本上是假设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在单方面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比较优势” 就变成了“比较成本”：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能物化成为低成本的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 人的优势转变成物的优势。廉价劳动力过不去，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只能够过来，否则就无法与廉价 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 被人奉为经典的所有西方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明白写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区别，就是劳动力 不能够自由流动，因为国家之间是有国界的” 。这就是说：只有国家主权存在，限制外国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时候，才会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不能直接实现，而以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称为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 本。在一国之内比如中国的中西部开发，谈不上比较成本，因为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许多人使用比 较利益原则分析国内中西部关系，说明他们对于比较利益的无知，也可以说是被人误导，盲目接受并滥用 比较利益原则。 真正平等的自由贸易规则，应该是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 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发达国家首先看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 他们允许技术移民，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自 1990 年以来，非洲每年有 20000 名人才流入发达国家， 1985-1990 年，非洲以 12 万美圆培养出来的 60000 名专家移居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共有 150 万名非 洲人才在为发达国家服务。中国的北大清华，几乎成为美国大学的预科班。 发达国家也看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希望通过进口和直接投资占领之，为此，他们必须要允许发展中 国家的产品进入，否则就没有贸易平衡。而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或许在未来可以逐渐实现， 那是最后一个实现“自由流动”的。这就是国际规则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都在人口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中国是计 划生育，美国是限制移民。去年，美国把正式移民的名额从每年 40000 人，扩大到 60000 人，仍旧限制在 高级科技人才的范围内。象中国的双重身份制度一样，在美国也有非常巨大的非法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 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华人只有 100 多万，远比不上犹太人有 600 万。限制移民特别是中国人进入，是美国 的“基本国策” 。 美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这就是文化的开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极少数白人种族主义既得利益 集团的矛盾。美国的强大最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开放性，能够源源不断把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和思 想吸引到美国。但移民太多，与有色人种通婚太多，就不能够白种人的延续，白种人也已经富裕到了不愿 生孩子的程度，以至于出售婴儿正在成为“全球化自由贸易”一个大项目。这对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来 说，是根本性的危机。大约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白人将处于少数地位，那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人权和 文化价值观念，都面临根本性考验。 中国不完全融入全球化，其实对于发达国家是有好处的。国家有 3 要素：人口，国土和人口，中国的 政府不被中国人喜欢，但美国人是应该喜欢的。因为它在配合发达国家政府，控制大多数人自由迁徙；在 对外国投资实行“超国民待遇” ，而歧视民族企业；在压抑农民的利益-如果中国农民有美国或者日本 农民那样的国会势力，美国还能够获得如此慷慨的农业条款吗？ 三、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三、大国需要动态比较利益 依靠外资实现原始积累，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做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加工车间；利用后发优势引进 先进技术，或者可以成为小国发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为作为世界霸主同盟国和依附国的发展模式，惟独 中国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纳中国大部分人口移民。我们只能够通过出口产品去实现劳动密集优势，这是中国的 静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 22 年，我们已经充分发掘了这个优势：在 2500 亿美圆出口中：制成品占 80%， 其中劳动密集型杂项产品（包括服装鞋类）占一半，资源原材料产品（包括轻纺，橡胶，金属制品）占 20%。中国的进口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 70%，期于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口，这样的静态比较优势， 潜力已经不大。 在需求方面，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在供给方面，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 的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 3%，东南亚出口占 3%，到 2010 年将各占 6%；双方产业结构同构，竞争极为激 烈。中国 2000 年 GNP 是 10000 亿美圆，出口达到 2500 亿美圆，出口依存度 25%，未来 5 年经济增长率年 增 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额每年也要增加 7%，将近 200 亿美圆，哪个国家能够吸收？不仅发 达国家要反倾销，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容忍中国产品抢它们出口市场。不是中国自己不愿意继续发挥劳动 密集优势，而是国际社会不允许。 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强大的资源也只能够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和发达国家争抢“动态比 较利益” 。脱离产品的性质去讲什么“资源替代”是错误的，脱离发展去讲比较利益也是错误的。中国不 能继续以 1 亿双鞋去换美国 1 架飞机，何况这个比价随着鞋的过剩和飞机技术的提高；鞋生产的过度竞争 和飞机生产的寡头垄断，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我们将陷入“出口贫困增长”：出口越多，国家越穷。 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要利用静态比较优势制订短期战略，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依据制订长期战 略，经济主导部门能反映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并且相对独立。国家对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要素的 流动方向，对国内外经济产出的方向，具有控制能力。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 着：无法融入国际社会的自身利益，这个利益也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国土养活如此众 多的人口，自身就给国际社会解决了问题，并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不能以所谓“国际惯例”吓唬和摆布中国。规则和不规则，是互相影响，互 相适应的。5000 亿美圆进入中国投资并赚钱，难到不是一直在适应中国的规则吗？中国应该适应国际规 则特别是其中关于透明度部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体现 中国的利益。 以数学模型论证虚假命题，是经济学界一大发明。中国也有人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计算比 较成本，论证“零关税最好” 。其理论错误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 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 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过 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美国人早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 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 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 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 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 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 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 它的成本。 考虑到学习效应，正好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 （现 代工业产品）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 “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它们。 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受到进口产品和引进外国设备的竞争，这些产业中 的企业就会亏本，生产无法进行，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相对生产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如果以高额关税保 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 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 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 业理论之父、19 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 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比较利益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要素禀赋理论 就变成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多种要素理论；但里昂惕夫发现了悖论：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 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比较优势相反。新的解释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熟练劳动力，这就是最初的 “人力资本“概念。后来又有需求偏好理论，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贸易发展得更快，这是从需求而不是从供给角度考虑问题。最有价值的是所谓“技术差距论“，指出比 较优势来自于技术差距。 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前一个阶段有效投资的结果。把技术发展和产品寿命周 期理论结合起来，可以从动态上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一个产品在创新期是技术密集型的，在成长期 就变成资本密集型的，在成熟期变成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在衰退期就变成一般劳动密集型的。 “技术差距论”告诉我们，比较优势不是天然的，是历史上投资形成的，是可以培养并不断变动的。 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想堕入“出口贫困增长” ，就必须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中进行巨额 投资，培养战略产业，特别是基础性的创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术，比如电脑芯片、飞机上的战斗雷达， 只能自己开发，美国人是不会卖，也不会通过合资给我们的。不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 的对外依赖度将会越来越高，在关键时刻必然受制于美国，这个问题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地位问 题，甘心不甘心当美国的附属国的问题。 四、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四、全球化不能妨碍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 21 世纪国家安全的 7 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 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 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 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 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 21 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 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 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 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 30%,甚 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 单位 GDP 耗能的差距 1981 年为 6 倍，现在扩大到约 15 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 一般都在 50-70；而我国 ，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 32， “七五”期间反而降到 24。90 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 国铁矿石自给率为 80%左右，氧化铝为 70%左右，铜精矿为 40%左右，铬铁矿为 40%左右，钾盐仅为 6%。2010 年 14 亿人口需要消耗 50 亿吨标准煤（包括 29 亿吨原油） ，8 亿吨钢和 17 亿吨铁矿石。中国 45 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 2010 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 24 种，需要进口 2 亿吨。到 2020 年的需求量将 是目前 2 倍，矿产品短缺量为 2。5-3 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 6 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 依存度不断攀升。21 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 6000 万立方 米，进口粮食进口 5 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 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 3%上升到 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 年成为能源净进 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 1000 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 度，1995 年 6.6%，2000 年 25%。2010 年 30%，2020 年 50%以上。2001 年我国进口石油 7000 多万吨，花 费 200 亿美圆。到 2005 年将缺口 1 亿吨左右。2010 年我国石油产量 1.5 亿吨。要生产 3.5 亿吨钢，需要 进口 8 亿吨原油和 3 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 5000 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 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 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 47%，5 年以后可能达到 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 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 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 2006 年我国按照 WTO 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 100%降低到 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 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 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 1999 年 12 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076 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 4201 亿美元，占 全国 20%；工业产值 17696 亿元，占工业产值的 27.7%；涉外税收 1648 亿元,占全国 15%。未来 5 年以国 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 600 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 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 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 9 家化工 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 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 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 “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 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 每年大约 2000 亿人民币，只有 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 将积累到 2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 2000 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 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 WTOWTO 的政策导向的政策导向 关于加入 WTO 的诸多对策，皆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 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 ，至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 战略产业，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 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 ，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 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 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 促进的关系。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一、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 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 。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 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 。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 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 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 ，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 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 是动态的。 （杨圣明等，1999） 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 方获利。 HOS 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 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 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 ，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 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 “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 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 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 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 1979 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 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 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 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 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 “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 ，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 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 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 ，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 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 4 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 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 40%，在 1932-1933 年甚至高达 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 本的关税率在 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 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 提出“产业结构论” ，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 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 5%，从而无 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 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 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 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 巴西 9.5%（1966） ，菲律宾 5.2%（1978） ，美国 0.26%（1983） 。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 1964 年有 13 家汽车厂，生产 16。6 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 8-20 万辆之间。 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 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 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 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 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 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 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 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 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 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 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 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 ，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 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 10 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 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 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 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 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 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 第三，进口替代促使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过高。汇率高估和进口设备低关税，鼓励国内企业使用进口投 入品，浪费了外汇，提高了资本-产出比例。加上低利率，资本的成本大大低于其相对稀缺程度。在过量 使用进口商品和资本时，就业的增加很少，劳动成本高昂，恶化了收入分配。 第四，进口替代的宏观效果不好。国内生产增加不快，进口占 GDP 的比重没有下降，进口没有被“替 代” ，只是由消费品转移到中间产品，进口结构有了提高，经济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