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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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论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 【作者】张为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实践 【指导老师】王明月 【专业】历史学 【正文】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开始了与西方列强的频繁交往。而外交的一次次失败使中国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本质上也就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左右了晚清外交30余年,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李鸿章的外交理论可以归结为“外须和戎”,这一思想是在中国逐渐衰落而西方列强却日渐强大,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外须和戎”是为
2、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变法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和戎”只是权宜之计,“自强”才是长期目标最终目的。正因如此,在他死后的百余年间,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十分重视,已成为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达到高峰。在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中,“和戎”外交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恰如其分的评价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是评价李鸿章外交功过的一把钥匙。现以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李鸿章的外交实践为依据,着重就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戎”思想指导下的外交实践、以及对“和戎”外交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而阐明自己的一孔之见。一、
3、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主权日渐沦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渐尖锐,封建专制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既有出于中西实力对比和为“自强”谋取有利环境的现实原因,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一)中国现状及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也无法与大机器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相媲美。但这种严峻的形势,并没有唤起统治集团居危思危的决心,反而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
4、处于崛起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迫不及待地对中国进行了虎狼般的攻击与侵略,使中国成为了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侵吞的对象。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越来越多的领土和主权,经济实力进一步削弱,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到19世纪中期,西方各列强均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日本也正在积极地开展“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力,纷纷对外掠夺资源,争夺殖民地。面对强大的敌人,李鸿章认为不能逞一时之勇,如果与西方列强硬碰硬,必然是鸡蛋撞石,而应该避其锋芒,以“和”相待。李鸿章还认为这一时期的西方列强,仍然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中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掠夺。正如他所
5、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因此李鸿章认为没有必要过分的依重武力对抗,创造“和”局才是正举。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远东的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英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力求保持原有的远东国际格局;美国正在进行南北战争,也无暇顾及远东;法国和普鲁士正在欧洲争夺,也暂时放松了对远东的侵略;日本方面,虽自明治天皇睦仁登基始,就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但此时羽翼尚未丰满,暂时也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就决定了当时远东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这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确实是百年难逢的一次奋发图强的好时机。李鸿章就认为,在中国目前“兵单饷匮”
6、之时,“断不可轻言战”,而应慎重外交,“力保和好大局”。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达到极盛,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这就使得清政府统治阶级及官僚们纷纷要求实行“中外合作”的方针,企图借用列强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也主动要求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军。这样李鸿章就从当时的情况出发,确立了对外“和戎”的方针。(二)为中国富强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李鸿章与洋人一次次打交道的实践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然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教,但已经受到了在“技艺”、“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但很多晚清官员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7、,没有正视自身面临的危机。事实上,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列强很多年,如果再不清醒、再不考虑发展自己,对付外来威胁,就有可能被西方列强彻底吞食掉。况且当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多处门户洞开,西方势力日益入侵,开始深入腹地,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中外界线”。在此情形下,李鸿章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列强,而是一个强大的西方整体势力。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洋枪洋炮,而且他们的坚船利炮已经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面对如此局势,李鸿章尖锐的指出:“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唯可忧,抑亦可耻。”2他一再强调:“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辱。”3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要想转
8、危为安,转弱为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取法自强。但是变法自强既需要时间又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在此期间一如既往的受到西方列强的攻击侵略,那么便无法实现变法自强的目的。经过与列强多次谈判,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弱国无平等的外交地位,只有力保和局,忍小忿而图远谋。李鸿章反复指出:洋人的军火器械比我们强,技艺也比我们精良,即使我们与他们作战且暂时取得了胜利,“最终必定要失败的”。因为李鸿章认为:“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一,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也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4所以李鸿章断定以中国当时的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殊死一战”,硬拼只能是自讨苦
9、吃,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显而易见,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是想为自我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为自强争取时间,通过自强以缩小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待到实力强大之时再“力挽狂澜”。(三)儒家思想及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社会与当时正发生巨变的世界相隔绝。封建统治者又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推至极致,这使得中国人进一步陷于对儒家文化至善至美的迷信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发展到了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地步。儒家文化在治国上倾向于国泰民安,且儒家的“和合”思想又强化了国人传统文化心理中讲究和谐的理念;中国历代统治
10、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往往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作为儒家传统文化忠实传人的李鸿章自然也不能例外,儒家文化中讲求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深深地浸染着他的心灵,使他笃信儒家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完美、最和谐的有机体系。儒家的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对君王、对朝廷忠贞不二。那么李鸿章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也必然会维护自身利益、维护清政府的统治。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既然采取的是妥协退让的路线,李鸿章也就必然会忠实的执行这一路线。李鸿章“和戎”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依据是李鸿章认为洋人可以信义笼络,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曾国藩有莫大关系。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也是李鸿章的老师。他一向认为中国要对付比自己强大的西方列强,只
11、有“自强”,然而“自强”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对洋人只能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用“忠信笃敬”去感化洋人,以力保“和局”。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5作为曾国藩继承人的李鸿章在这方面接受的训导较多,对以“和”为主体的外交思想不仅予以全盘继承,而且将之发扬光大。李鸿章自己也曾说过“我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6所谓“老师一言指示之力”即是曾国藩的忠信笃敬,信义笼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主要是李鸿章对中外实力进行权衡、比较分析之后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时代
12、和阶级的局限。李鸿章的“和戎”外交理论,就正常的邦交之道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只可惜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宜时,所用的“和”是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一味的妥协求和,实质上违背了“和”的本意。二、李鸿章“和戎”外交实践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实则为李鸿章的外交,他提倡的“和戎”思想成了他对外交涉的主要策略,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众多外交实践中,以天津教案、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较为典型,现以这三个事件为例,对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进行研究论述。(一) 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开篇之作,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接手的第一件较有影响的外交事例。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宗教势力大举入侵,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
13、巨大差异,再加上一些传教士的不法行为,致使中国百姓与外国教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天津教案”就是其中一例。事件发生之后,李鸿章曾建议曾国藩在交涉中“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死塞责”,7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时曾拜访曾国藩,又一次提出了打“痞子腔”,但仍未被曾国藩所采纳。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懂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曾国藩的做法,接任后也就力主和平了结。但是,此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普鲁士军队进逼巴黎,法国阵脚大乱,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要求法国让步。可是李鸿章仍然一味采取“和戎”政策,因为他在与洋人频繁的打交道之中,看到了西
14、方的先进和强大,见识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也意识到了中国自身的贫弱,认为自己并无力与西方列强对抗。如果和列强兵戎相见,我们只会惨败,反而会因小失大。这充分显示了李鸿章的恐洋和怯懦心理。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早期外交已经在奉行“外须和戎”政策,天津教案处理的全过程,始终在贯彻其“和戎”政策,并最终以和平手段平息了事端。总的来说,“天津教案”的和平解决有利有弊,虽然避免了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一定的时间,为中国的“变法自强”创造了一个暂时的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与列强讲“和”的条件是建立在出卖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严重的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伤害了民族情感。(二)中法战争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以中
15、国不败而败告终,然而导致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除了清政府的腐败、软弱以外,还与李鸿章推行的“和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内部对法国侵略越南的态度出现了分歧。以左宗棠、曾纪泽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积极主战,但是,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却一味主张与法国妥协,力避战争。他认为:“中国出兵援越,就会与法国失和,法国必然要派兵进攻中国,而中国兵单饷馈,海军更不是法军的对手,所以断不能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如果中国与法国开战,即使中国能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败,未必各口皆守,而一旦战败,就要被迫签订更为苛刻的条约,后患不可胜言;即便听任法国占领越南,中国边境受到危害
16、也是将来的事,如果援越抗法,法国立即就会对中国发动战争。”8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有多害怕与列强开战,多害怕与列强“失和”,还没开战就先妥协言和了。为此,他默认法越签订的条约,幻想以此来维持一种虚幻的“和局”。李鸿章甚至想把遏制法国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外交谈判上,而法国则在外交谈判的烟幕下积极筹划,准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李鸿章一厢情愿的妥协求和,并没能阻止中法战争的爆发,因为侵略是列强的本性。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下,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且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前线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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