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价值.doc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中国译介活动源远流长。晚清以降，中国译介活动经历两次主潮：一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一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与这两次主潮中，中国作家、翻译家?译大量国外文学著作，即所谓“拿来主义”相较，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同时期向国外读者的译介，即所谓“送去主义”，无论从质、量，还是从影响力上，均难望前者项背。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与国外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交流活动多有失衡。如果说，20世纪中国译介活动的两次主潮均出现“外译中”的一边倒局面，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尚可理解；那么，时值21世纪初，中国在与世界日益频繁的双边、多边文学、文化交往互动中，这种不对称的境况仍未得到显著改观，则颇发人深省。 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香港有译丛RENDITIONS）唯一主要面向国外读者，及时、系统地翻译、介绍新中国文学（兼及中国古典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文艺动态）的多语种（英、法语版，国内、国外均有发行）国家级刊物。中国文学自1951年创刊，于2001年停刊，历经新中国50年沧桑，为初步扭转上述失衡现象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在梳理、回顾中国文学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基础上，指出其主要在翻译实绩、促动跨文化交流和积累办刊经验三方面的重要历史贡献，并陈明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以期对中国文学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一、中国文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l创刊与成长期（1951年一1965年） 1951年10月，由时任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著名剧作家洪深倡议，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支持下，由刚从英伦归国的知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负责具体筹办，翻译家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Gladys），和美国友人沙博理（SidneyShapiro）一道参与，创办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第一期。刊物装帧和版式模仿苏联文学1。 中国文学起初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外文局是其主管单位；后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统归出版社负责。其刊名虽为中国文学，但实含文学和艺术（刊内还有古今绘画等）两部分，又以文学为主。文学部分既译介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亦译载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其中尤以当代作品为主；此外亦刊载选自国内报刊和书籍的文艺评论和文艺短讯，显透着时代气息。 中国文学从创刊到1953年，为不定期出版。1954年，中国文学改为季刊出版。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茅盾出任主编，叶君健为执行编辑。1958年，中国作协派何路与叶君健一道经办中国文学，在业务上形成外文局和作协对中国文学的共同领导。同年，中国文学改为双月刊，次年改为月刊。1964年首次推出中国文学法文版（季刊）。此间，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唐笙、喻?琴等为主要译者，翻译选材以新中国成立前北方解放区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主。 2波折与停滞期（1966年-1979年） “文革”期间，茅盾、叶君健、杨宪益被迫离开中国文学出版社。此间，中国文学虽在运转，但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声筒”，主要依靠毛泽东诗词、鲁迅文章、革命回忆录、样板戏和以大寨、大庆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以及个别小说，如艳阳天，个别电影剧本，如小兵张嘎得以维持。同时，也刊载了诸多荒唐文章。“譬如在著名作家老舍蒙冤去世不久，便刊登了批判老舍讽刺小说猫城记的文章；又如把中国古代作家分为儒家和法家，以反映反动和进步；再如攻讦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扭曲作者原意等等。”2中国文学这个当时唯一的对外文学、文化传播窗口虽存，但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严重损害，其发展停滞不前。 3繁荣发展与成熟期（1979年-2001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译介史上第二次高潮。从极左思潮中摆脱出来的中国读者强烈渴望重见世界文学殿堂。十年“文革”中备受摧残的中国翻译工作者更是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中；加之文化政策上“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出，从而为中国文学的复兴创造了契机。 1979年茅盾出任中国文学新编辑委员会主编，直至1981年3月去世。1981年至1987年杨宪益历任中国文学执行主编、主编和顾问。在任期间，他对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文学面貌为之一新。除了恢复适量选择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中国文学主要译载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文学作品，尤其重视呈现中国新时期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变化，力图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艺术手法、创作样式等多方面的创新。此间，中国文学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于1982年、1984年由月刊改季刊。此外，1981年，在杨宪益倡议下，还出版了“熊猫”（Panda）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推出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也推出过少量的德、日等文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黄金时期，达到了顶峰，英、法两个文版的总印数在6万份以上。”3 杨宪益卸任后，王蒙、贺敬之、唐家龙、凌原先后主持中国文学工作。中国文学紧扣新时代脉搏，力图呈现中国当代文坛的主脉。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发行量从数万册锐减到3000册左右。4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中国文学于2000年第6期全面改版，由英文版改为中英对照版。新版推出后，各方反响较好。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还是于2001年年初停刊。 二、中国文学的贡献 1.译介实绩辉煌 50年间，中国文学出版社共出版了中国文学杂志近400期（英文版），“熊猫”丛书近200种，?译文学作品3200余篇，介绍不同时代作家、艺术家2000余人次。 此间译介主要代表作家包括：屈原、陶渊明、谢?x、张若虚、杜甫、李白、王维、裴?o、苏轼、归有光、袁枚、袁宏道、李汝珍、蒲松龄、曹雪芹、刘鹗、鲁迅、李?氯恕堋?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丁玲、郁达夫、吴组缃、戴望舒、李广田、闻一多、艾青、艾芜、孙犁、萧红、萧乾、施蛰存、马烽、叶君健、赵树理、刘绍棠、茹志娟、陆文夫、王蒙、玛拉沁夫、蒋子龙、谌容、宗璞、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邓友梅、古华、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冯骥才、贾平凹、张洁、韩少功、霍达、方方、池莉、凌力、铁凝、刘恒、舒婷、犁青、益希丹增、扎西达娃、刘震云、程乃姗、聂鑫森、陈建功、航鹰、周大新、阿成、林希、刘醒龙、史铁生、余秋雨、马丽华等。 译介作品中，特别值得一书的，首先是由杨宪益、戴乃迭自办刊之初便陆续译出的鲁迅选集（4卷），和同样是他们夫妇合译的红楼梦（Dreamof the Red Chamber）节选（见中国文学1964年No.6、No.7、No.8）。以此为契机，英译红楼梦（3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引起中外轰动。其次，便是由沙博理译水浒（1959年No.12，译名为Outlaws of the Marshes，1963年No.10译名改为Heroes of the Marshes）节选。1981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获得授权，出版水浒全译本（2卷），引发海外汉学界广泛好评。 2.促动跨文化交流 中国文学作为沟通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促动中外跨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极大地激发和满足了国外读者阅读、理解、体味中国文学、文化的诉求，使一个真实而富有时代感的中国得以呈现。其次是一批中外译者集结在中国文学之下，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互推动，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氛围，进而保证了译作境界的不断攀升。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黄金期，刊物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欧洲（如英国、芬兰、法国、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冰岛、意大利、瑞士、瑞典等）、亚洲（如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等）、非洲（如乌干达、苏丹等）、南北美洲（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美国等）、大洋洲（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根据1986年统计，中国文学（英文版）在美国订户为1731户，在芬兰为1195户，法文版仅巴黎订户便有1026户。5 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回顾自己研习汉语之路，曾提到中美“竹幕”紧闭时代，他所能读到的中国文学英译几乎均出自杨、戴译笔，而这些译作绝大部分正是刊发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选译的新时期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沙狐等20余篇小说被美国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选选载，更有大量诗歌、寓言为泰国、印度、俄罗斯等国转译。在英美诸多知名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保存得相当齐全、完整。遍布世界的中国文学读者关注着它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它的关怀。“中国文学的最初刊头，就是由一位德国读者设计完成的。”6 1951年至1954年，杨宪益、戴乃迭和沙博理是中国文学仅有的三位译者。此后，中国文学的中外译者队伍不断壮大，林戊荪、熊振儒、胡志挥、王明杰、燕汉生、刘方、唐家龙、章思英、陈海燕、张永昭等一批精通西文，更有良好中国文学修养的国内译者，和Howard Goldblatt、W.J.Jenner、AlexYoung、DonJCohn、Christopher Smith、Chad Phelan、Mark kruger、Simon Johnstone等母语为非汉语，兼有一定中国文学、文化修养的国外专家加盟中国文学。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因相同的志趣集结在中国文学周围，相互研讨切磋、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为中国文学稳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证。当年诸多供职于中国文学的外国专家譬如詹纳尔（W.JJenner）、白霞（Patricia Mirrlees）等，今日依然活跃在海外汉学界，为播扬中国文学、文化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积累重要办刊经验 中国文学作为专业杂志，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诸多重要办刊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学编辑部分工明确，工作流程组织科学、严谨。编辑部分中文部和外文部。前者主要负责选稿和组稿；后者又分为英文部和法文部，主要负责翻译、文字润色、核定、校对、打字等工作。两个部门协力合作，一丝不苟。外国专家在改译稿时，对一些生硬的语句进行润色，使之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其次，翻译选材丰富，凸显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除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节选、诗歌、散文、戏剧剧本外，中国文学对诸如民间寓言、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游记、回忆录、电影剧本和中国传统戏曲，诸如京剧、评剧以及各种地方戏、相声等的译介亦不遗余力。同时，大量中国作家、艺术家访谈、侧记、印象和中国文学、文艺最新动态、讯息亦穿插其中。 第三，积极主动与国外读者沟通，重视国外读者反馈意见，重视读者群的培养与扩大。中国文学栏目设置注重考虑国外读者接受。譬如，在杨宪益任执行主编期间，中国文学增设“致读者”（To Our Readers）一栏，主要包括：译作简介、栏目和版面更新变化说明等，以最大限度便捷外国读者统览全刊。 早在1955年，中国文学便设计了自己的读者问卷调查，随刊物一同发行。其间设计问题诸如：“您是否为长期订户？您为什么阅读中国文学？是因为朋友推荐？是您见到了它的广告宣传？还是它对您工作有帮助？您注意到今年这期有什么新意了吗？如果有，是哪些呢？您最喜欢本刊的哪些内容？不喜欢哪些内容？您对本刊插画怎么看？”7此外，刊物还特别注明，对于订户周围的朋友，只要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感兴趣，都可获赠一册刊物。此后，中国文学经常做不定期读者问卷调查，对进一步提升刊物水平与扩大受众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中国文学外文部还有专人负责通联工作，阅读大量读者来信并及时复信，并将其中有价值的来信翻译成中文，定期汇编成册，呈交相关领导、编辑、译者和作者等传阅。这种良性互动，大大调动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热情，为译介质量和效果的不断攀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三、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 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汉籍外译史、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方面，其二是在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方面。 中国文学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创刊到停刊历时50载，尽管它的身上留下种种历史烙印，存在诸多缺憾，但其译作整体，无论从数量、质量和海外影响力上，都达到了汉籍外译史上新的高峰。毫无疑问，它是汉籍外译史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面、深入、系统地梳理、分析、评价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诸方面发展状况，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办刊方略上的得失，无疑将对后来者起到极大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另一方面，以中国文学译作为个案，诸多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均可有的放矢地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已成为诸多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试金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文学历经新中国建立之初、十年浩劫、新时期文艺转型与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冲击下的20世纪后10年，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故而从翻译理论的文化研究视野出发，对中国文学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形态、合作机制等方面展开研究，将进一步拓深和拓展我们对当前国际学术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认知与理解。 中国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一主要面向国外读者，译介中国文学、文化的多语种刊物，向世界读者提供了有别于新闻报道和一般宣传材料的，深层次了解、感知中国社会面貌、触摸中国普通人物情感世界的空间，为新中国汉籍外译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丰厚的基础。它使中国新文学图景翔实、生动地展示在国外读者面前，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语境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意义与价值将是深远而持久的。 注释： 1苏联文学（SOVIET LITERATURE）是苏联作家协会出版月刊，有英、德、波兰和西班牙语版。 2杨宪益：Thirty Years of“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No.10.1981。 3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8期。 42003年5月20日，笔者访问了1988年至2001年间，一直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英文翻译和编辑工作的陈海燕女士。此数据源自此次采访记录。 5参见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 6Forty Years of“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No.3,1991。 7Chinese Literature,No.4,1955。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原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主任熊振儒先生的大力支持，这里谨表诚谢） 何琳：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硕士 赵新宇：天津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