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学校实行法人治理是教育改革的牛耳.doc

公办学校实行法人治理是教育改革的牛耳拿这三则故事，对照目前的大学教育，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羡慕什么？羡慕五四时期的大学校园的自由活跃灵动！在那时，在那里，“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可以没有试卷就考试，可以偏科，可以仅凭三个字录取新生，但无论师生，一律须以才气论英雄，年龄、资历、家势、相貌、性别等变量都与成绩无关，都无力左右录取结果和评价机制。嫉妒什么？嫉妒五四时期的大学师生的浪漫狂妄机智！他们才思敏捷，个性鲜明，博古通今，中西合璧。他们用掷地有声的名字，组成群星灿烂的五四时空，与先秦时空、唐宋时空一脉相承，遥相辉映。恨什么？恨自己！恨自己与那样的大学无缘，恨自己找不到那样贤达的师长，遇不到那样睿智的同学。 新时期以来，教育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但着力点始终停留在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的层面上，建校舍，买设备，忙得不亦乐乎，钱也花了不少，但教育却没办好，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触及教育的内部结构。轰轰烈烈的新课改似乎深入其中了，但到头来也只是给教材换了马甲，并没有给课堂带来足够的生机，最终成了出版商和编委会的俱乐部。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似乎忘了当初自己是如何走进这个死胡同的。“五四”学人的轶事，或许可以勾起国人对大学精神的一些记忆和信心。回望上世纪初，其实我们的大学原本办得是蛮不错的。那时的教育体制与现在的英美、香港差不多，只是后来，苏联老大哥来了，又走了，糊里糊涂到今天，我们已记不清来路了。 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资金校舍，也不是师资，而是思路和制度的供给。大学体制只要回到原点，再做一次选择就可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下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有望带领中国大学回到迷路的原点。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大学的章程，可谓抓住了牛耳。只要公立大学与政府分离，依法按章程办学，师生职工大会推选董事会，董事会任命校长，校长聘任教师，大学教育就会迎来勃勃生机。政府再不是微观学校的举办者，而是教育事业的规划者和指导者，处于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之上，行使宏观管理和监督权力。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平等竞争，百家争鸣，二者的区别只是经费来源不同。大学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专业，举行专业课考试，然后参考高考成绩和中学阶段的综合表现录取新生。由国家主持高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即可。外语可不限英语一门，各国语言均可学习，取得相应等级即可。这样，高考科目即为中小学必修课，专业课即为中小学选修课，简明扼要，符合人性。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也与高等教育同构运行，自然对接。公办中小学和民办中小学齐头并进，百花齐放。如此说来，备受诟病的高考制度其实不是问题的症结。 中国内地的学制是建国初期模仿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格格不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组织发展壮大了许多倍，但相比较而言，社会组织的数量规模太小，力量太弱。民间组织的发展更是步履维艰。学校是最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教育改革的目标与归宿就是令其结构与企业组织协调。在改革进程中，学校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发展逻辑一样，民办教育的命运类似于民营企业，公办教育的困惑类似于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的意义也类似于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意义。只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就一揽子解决了。我们殷切期待中国教育尽快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迎接“宪章”时代的曙光。 （编辑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