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价值澄清理论矫正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弊端的比较理论研究.doc

运用价值澄清理论矫正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弊端的比较理论研究 美国的公民教育一直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隐蔽性的教育特点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拉斯等人所提倡的价值澄清理论所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则充分体现了美国公民教育的人本主义理念和启发式教育方式的先进性。而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状况和僵化格局。本文试图通过对拉斯等人所倡导的在公民教育中运用值澄清理论这一主张的深入剖析来阐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措施，以实现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改革的借鉴性研究并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发展。 一、“灌输式”与“普遍法则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弊端 以拉斯等人为代表的价值澄清理论认为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一套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观，传统道德教育课中的那种“说教式”的教育方法是不可行的。在公民教育中应实行以人为本、启发式教育的理念。根据价值澄清理论的内涵以及本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施行方式应该是启发式、引导式的，特点应该是人本主义、灵活多样以及“服务学习”的，而不应该是灌输式的，特点也不应该是“普遍法则”式的。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灌输式”与“普遍法则式”相交替、相结合而共同运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模式的僵化格局。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即是说教育者或者意识形态思想施加者通过预定的教育模式、教育手段、教育方法等将意识形态德育或价值观强行地外部灌输给受教育者，却忽视了对受教育者外部灌输后的价值内化与实践外化的重视。这样的灌输式的施教模式除了会导致受教育者冷漠、心灰意冷、犹豫不决、自相矛盾、漂浮不定、盲从、盲目反抗和逢场作戏等8种学习心理障碍之外，还可能将这种学习的心理障碍延伸到实践和价值认同的层面，而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即意识形态认同的观念一旦出现认同误区，那么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者背后运行着的国家机器意志的极大侮辱和反抗。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国家强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将会面临不可预估的浩劫，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渠道将不会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甚至可能会走向对立面。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主阵地的今天，一旦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教育主渠道的地位后，那么，互联网这一舆论主阵地将会导致意识形态的认同倾向发生彻底的偏离。 “灌输式”教育模式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社会德育的“普遍法则化”，即社会机制或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机器将他们所认为的德育作为一种普遍规则来要求全社会奉行。但是这种被“普世化”的德育和道德规范并不适用于社会中所有的场合，也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公民。“普遍法则”这一词源于康德的伦理学定言命令的五种不同准则，康德这样定义这一准则“仅仅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依据此原则你可以同时意愿它成为普遍法则。”将这一准则位移定义到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来就是这样一种境遇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或者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将他们所认为的准则或规范，依据他们所意愿的形式和内容，主观地定义为整个社会所必须接受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会无形地被社会公民误认为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西化政策，加之社会不良用心者的误导，这种被“普遍法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会被社会所厌恶甚至是引来社会成员的反抗表达和反抗性实践。 因此，由“灌输式”和“普遍法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所引起的德育教育的困境必须在最基本的源头上得到解决，即是说，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机器的最前端来改变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所“理由当然”的、“模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从而改变从源头上引起的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的反抗性表达和逢场作戏式的接受状态以及扭曲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改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模式弊端，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实现成果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原初意图真正统一起来。 二、价值澄清理论对于矫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借鉴性启示 拉斯的价值澄清理论所强调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对于重新建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模式有着极强的借鉴性意义。 首先，在教育特点上的借鉴体现在根据其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在将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置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教育，学校应当设有相关的道德伦理、公民课等，而不应该仅仅将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集中在公共课的教学上。同时，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还启示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不应该继续大范围、大规模地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生接受意识形态价值观影响并外化付诸实践的内心体悟和方式方法。 其次，针对模式化和普遍法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最原点化的改革方式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充分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独特情感，将“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平等对话模式，摒弃说教、灌输等非理性的教育方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普遍法则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引起了受教育者的反感和反抗性实践，因此，借鉴拉斯的价值澄清理论的主张，我们在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的时候首先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选择，即是这些价值规范能否能成为普世的价值观，选择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施教的主要内容，然后通过教育者的言传身教来实现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社会德育规范的内化认同并珍视，最后将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外化于行动，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机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促进社会德育和道德规范的最大化践行。 最后，价值澄清理论强调“德育不是给学生灌输某种既定的规范，每个人都以各自的价值去选择，教育只能引导他们怎么去选择，而不是选择什么”，因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不应该经常使用“对”或“错”的价值界定概念，某些价值判断本身就没有对错之分，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同时，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政治正确”后，诸如“对”或“错”这样的价值界定概念的普遍使用就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或者受教育者的反感甚至反抗。当然，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改革后也必须尽量减少这种具有主观韵味和强制色彩的价值判定词汇。正如“教育只能引导他们怎么去选择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选择什么”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不应该是告诫受教育者应该选择什么。 除此之外，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价值认定上会存在被排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借鉴拉斯等人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时候，还应将显性的教育方式转化为隐性的教育传输模式，从而真正从信源和传播媒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宿上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 第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