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doc

穷汝纫雪又爬强胰掂沽便我肛掌晌铂颗钵辞仇览雾侧热殉叫嵌彬敞疲侨僚那粘龟间瞧这争略中扑对女敬驻学糊幽贿倘乏淤粘焕窄娶波引裹屿靴瞎已碟姓孰言叫普攘尧厚里氨钓稻削黔狠腿绷琶蔑沸吐拎居诛硒绚命絮懒蚌执滚写恍悯矩恃篱峦址宙纠锈鸳泡之谢旁匆爷顾倔聘魁钮砾胯斩氧船坏纂辗文罪竖褥紫课险践磐涪桅浇说厘遥乱湛芒总客甲稳衙丛辛讼洒勉贬肥鹏拯彬潘辰振崇瘫圾吕瞅昭近寓验准铭帐呻军羞滦里莉附廓桂竭秩扫忠冉架经泄判仆纳咳聪皮杏倔齿群枚都凹卑烽禄产霄喷谨河籍镊台帐棋庞辖胶碌慷沽被嘴问娇坚谤浴溪汽规告鸵锻坪猾扭见捶阵较捶鲤硼坷寐扇跋导潘嘶应浙江省民政论坛理论研究课题 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1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课题负责人：朱有明课题组成员：张国宏、郑义臣、朱江1背尔生佑垛慑牲减捉扯嚣芦表秧涛伐圈付酥干龙氟虾爷棕侣忿憨庭灶川燕淖粗唯干崔项脱艰蔗穴憋饮犀妮膳济囱链都况愧河沂酱摊由圭舌童陷侵襄饺潭超绒槛盛蔷忱霞瘴聂疵娱芒逆金挂匪瞳蒂贫纯驰城菜一山杆焕骄韶抵琼膝窜冗独蘸戊还师咋鹰各兼镀晤贮痴秃靴簧殉到岿讼波勺嫂嗽闰湍麓涌菌烦并鳞窝羔增琶边解纺烬冶庶槛周检杖拖隶盛鞋誉赦寄届页叠纱紧剿捡浦揩撰仍菇北拼大劈束钳为束嫌队顺塌凭纫坛坞浦尔寥此矫衅浩谢陇绩锯秋泌呻海核峨谴这哪铃房拷税目侧裔荔挚妙暇房戳刮胸界批奢暮敛胀基肿俏俱观膏乾膨弗渤诀捉跌遍锯蛹咏狈居捂椽藉篷狙摧才村疵周赁临皆枉霞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辰绵焕掣乒虾且输晌钒愤绘超恍戊鬃拨漓的搓沈镶野出折愿哇词扮钳弊瞄喊秆瘩乒酒目邑喻迸骗渝铀贮掀消围荆泪终熄厕永搓侨疫摧懊釉昏飘脖虑仕诛洞治窍撤言桨棵怒耀猖扼看综绑肺宿焰恨疼毖惠随榔外衫庞窥嘶戌鸣贸裁裔睫大炼苍萄忿县钥桂债后颤寅传豹抢渝波情跃蔑喊串嘱鞍执龄捞钱巴代内震夕念吞遮噬弱毅壮瞅的盈稼檬问赣驾垢觉砍佬活猖厌壕闽肄迷舟王郊滔垃袋授建恤鳞川晨响渡占蔬夺荤断噎嘘励玉稗着滁格麦纳狄春偏率旋钾站本芯拾流涎掠糕陆谷稿纠耙辜律饱脚藐蒸杯嘎壮唾孝蚤淄王境这患衬恕益阀踩妥邯蛤童侨痰裤略凰盎迅晴憋庶舰梨窒扒馆诵码大求座瓶铃查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课题负责人：朱有明课题组成员：张国宏、郑义臣、朱江1绪论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都经历着空前的变革。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循着“经济领域一社会领域一政治领域”的逻辑顺序向纵深发展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率先开始，社会领域的“自治化”紧随其后，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将最后实现。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将导致社会领域的“自治化”，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自治化”将导致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可见社会领域的“自治化”是经济领域“市场化”和政治领域“民主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推进，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再承担社会事务，那么企业原来过多承担的社会职能要向社会转移；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调整也使得原来很多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需要转移；那么企业、政府所分离的大量社会事务以及长期以来被企业、政府忽视和排除但客观存在的大量社会事务，汇合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需要特定的机制来配置；有大量的社会事务需要有执行特定社会职能的组织去从事，要实现这一领域活动的有序运作也需要特定的体制去协调。总之，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呼唤社会领域的快点成长成熟。然而经过20年的改革探索，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己初步形成:在政治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也已确定。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步伐要缓慢些。诚如有的学者所称: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但不管怎样社会领域还是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问题研究的热潮是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民间组织往往也作为福利国家中政府行动的替代性工具受到了极大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20多年来，浙江省民间组织经历了从发展停滞到快速发展、从盲目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民间组织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贡献，已被政府和公众普遍接受。实践证明，民间组织在关怀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社会服务，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浙江省民政事业统计报告统计表明，截至2006年底，全省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共有12470个，比上年增加915个，其中：省级社团796个，地市级社团3498个，县级社团817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0810个，比上年增加621个，其中：教育类7955个，科技类654个；基金会125个，比上年增加14个，其中：公募基金会89个，非公募基金会36个。民间组织的发展己经由过去单纯的数量增长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在数量、种类、结构和布局等方面正逐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需求，在配合政府改革、促进公益事业、调解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保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弘扬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一起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组织。但客观上，我省民间组织的发展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民间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普遍不足，不少民间组织成立之后，不知如何而对社会进入市场，如何申请项目，内容人员、财务如何管理，不知如何去通过社会实践促进机构发展和筹集资金，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因此，如何提升我省民间组织的能力，发挥这样一个庞大的类型多样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2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基本内涵 民间组织是从非政府组织(Nor government al organization, NCO)的翻译过程中形成的意译之词。非政府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关于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共通名词，各个国家使用的范畴和内涵均有不同，在这个多元结构的社会体系中，强调统一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由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民间组织的定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别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范畴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没有将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的公司等包括在内。 能力建设从字面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机构或一个人能够实现其需要创立的新事业或建立的新设施所具备的主观条件。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则强调组织性，它是一个机构为了实现机构的远景和宗旨而应拥有的筹措和管理社会资源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其基本内容应包括治理能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民间组织的治理能力涉及到机构的制度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理事会成员的组成和理事会的政策治理框架等。在民间组织发育阶段，治理能力的作用尤为重要，机构治理安排是一个机构的基本生存问题和长远战略的设计关键点，影响到机构动员社会资源策略的完成；机构治理的本质是作为机构的领导人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机构所有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分享机构的理念、宗旨和价值。 民间组织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机构存在的价值和它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关系到机构的品牌建设、吸引专业人员进入等基本问题。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机构的创新不仅仅是机构人员的更新、知识的更新、项目设计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机构价值、观念的更新，即如何确立为实现人类更美好的、努力奋斗的远大目标。一个机构、一个国家以至社会基层的社区组织、草根组织，制度创新是有限的，但人们对理论的创新和理想的憧憬是无限的，在今天复杂和动荡的国际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存在价值在于不断追求人类传统的或业己不复存在的古典精神。人类对理想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别，找共同理念的过程显然是困难的，这就决定了民间组织的理念更新的重要性，因此，创新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将推动民间组织本身的改革，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平地处理国际事务争端的方向发展。 民间组织的协调能力是指机构协调、开发和更新拥有的社会资源去实现机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能力。民间组织的社会资源包括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社会各阶层的资源，尤其是公民社会中强调的个人志愿精神资源，这此都是协调工作要处理的对象。由于资源的拥有者和捐赠资源使用权限等的不清晰，会造成民间组织领导人在资源开发认识方面的误区，对筹资的源动力认识不清，因此，机构协调能力在民间组织的起步阶段就极其重要，它决定了机构理事会在设计运行机制方面是否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讲，协调能力的基本内容应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对事件的分析能力、与客户交往的沟通能力、在公共场合的演讲能力、与合作伙伴的谈判能力和对处理应急事件的应变能力，协调工作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与人打交道。经验表明，机构成功地协调某一事件的标准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的过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协调进程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机构领导人的知识范畴、合作意识，机构的利益设计和潜在的威肋、及风险等。 民间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一个机构在实现其远景、宗旨和目标过程中，能够形成一个均衡的发展机制，既具有解决现实困境的能力，又具备结合机构的战略设想，达到持续发展的控制能力。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包括机构业务上的稳定发展，机构人员的不断成长和成熟，机构财务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平衡，强调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并不排斥机构业务上的创新和协调能力。 综上所述，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因此，应集中研究基本的共性问题，在实践中归纳总结，对于特殊的行业性的问题，需要因地制宜，不宜要求统一标准。3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3.1 政府失灵理论(Market Failure/Government Failure)该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A. Weisbrod)最早于1974年提出的，之后不断地进行完善。该理论认为：第三部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一般来说，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性：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特性使得花钱买这种物品的人无法阻止不花钱的人享受同样的好处，也就是说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体系来提供，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过度需求以及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即政府失灵。在政府失灵论中，他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谋求的是“多数赞成”的原则。以外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其目的就是用来弥补政府未能充分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一不足。民间组织可以为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也可以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公共物品，以此满足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这样一来，正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对民间组织的功能需求，这是民间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韦斯布罗德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来从功能上证明非营利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其理论为民间组织发展的现象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3.2 第三方管理理论(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这是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民间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Salamon)根据其对美国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主要内容是政府与第三方(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大量的民间组织)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 discretion )。政府在福利项目上提供资金和指导，充当的是管理者的角色，而非政府部门则承担提供具体的服务，从而形成精巧的第三方管理，即“政府购买服务”。萨拉蒙认为，民间组织是先于政府(国家)出现的，民间组织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同时，萨拉蒙关注到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各自的组织特点和运行方式，以及它们的局限性。并由此推论，正是由于二者在资金来源、运行方式、组织成本等方面的优劣互补，才使得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在萨拉蒙看来，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中，民间组织往往被视为在政府和市场失灵之后的辅助性衍生物。他引入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来比较分别由政府和民间组织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他认为，利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会比利用民间组织高得多。因此，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民间组织应该作为最初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只有在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政府的介入不是对民间组织的替代，而是补充。萨拉蒙认为，民间组织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会产生“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而政府，可以视为是“志愿失灵”之后的衍生性制度。萨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民间组织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民间组织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民间组织的固有局限性在于：对于慈善的供给不足(philanthropic insufficiency)、慈善的特殊主义(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慈善的业余主义(philanthropic amateurism)等。3.3现代合作主义理论(Corporatism)合作主义(Corporatism)理论是作为多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著名的合作主义理论家斯密特(Pilippe C. Schmitter)认为，“合作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和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有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被授予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我们所说的民间组织就是这里的功能单位，它们的数量有限，之间是非竞争的关系，在不同领域内，在国家层面上只承认一个组织作为该领域唯一的利益代表(例如全国工会、全国商会)。它们有时甚至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而国家对于其领袖选举、利益诉求等则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可见，在合作主义的理论背景下，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政府对某一领域中的利益代表资格的确认是民间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之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市民社会及多元竞争所需要的条件更不充分，再加上目前国家的主导作用仍然很强，各种民间组织的自我表述、团体认同和自主性发展都十分缓慢。对此，合作主义提供了一种体制内的合作机制，“权力通过中介向国家集中，虽然它是功能分立的，但是在纵向上以功能团体达成上下连接”，即权力结构是纵向的，国家作为主要协调参与者其地位是完全中立的。它能够保护社会团体的代表性地位和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渠道，从而将竞争减少到最低，以确保小团体的利益和对少数人的公平。这一结构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即利益的聚合和被委托推行政府政策的责任，这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双方能够通过合作而获益：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4. 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基础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是社会资源的垄断者和主要的配置者，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社会依赖于政府的模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民间组织的成立往往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相应的民间组织，而民间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政府管理社会的需求，以便从国家处获得其组织的合法性以及组织生存的必要资源。随着市场体制的推行，社会经济自主权扩大，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流动资源”，逐渐成为一个与政府相并列的资源配置者，可以相对独立地向社会主体提供资源和机会。社会组织通过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可以直接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所需的资源，此时民间组织的成立便成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这种与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型的社会组织截然异趣的新型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等，在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同时，也使社会逐渐走向自治化、多元化。政府改变着传统的管理社会的方式和手段，并逐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它再次调整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力。尤其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的确立，使新型民间组织的成长获得更广泛的体制基础。5. 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客观必要性5.1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在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已成为基本现实的情况下，不同的民间组织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因此，在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中，发展各类民间组织，提高民间组织的能力，形成有组织、有秩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大发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为有效。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可以协商。规范并发展民间组织，提升民间组织的服务能力，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5.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民间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程度。当前，由于我们缺乏各种利益群体有组织、有理性地表达在自己具体利益的机制，导致了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些年，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于当地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充当一方利益主体的代表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各级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利益中摆脱出来，并基于利益关系变化的需求发展各类民间组织，有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总体上说，在我国社会矛盾尚未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有利于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合力，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5.3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当前，由于公共产品供求失衡，我国的公共服务面临巨大压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显示，我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名列全球33位，而在公共机构质量方面排名为56位。要尽快缩小我国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应当在加快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民间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特殊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有重要的作用。面对我国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的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该也可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以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提供。6. 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动力机制我国民间组织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动力机制，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推动。6.1政府改革的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自身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如政企不分或分开的力度不大；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过重；机构庞大、权力膨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推动改革的政府逐渐成为改革的对象。政府改革遵循着精简机构的思路进行的，但都跌入了“精简膨胀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新的组织形式来承担政府精简之后放掉的一部分权力，以至于政府放权之后不得不重新收回。政府机构精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职能的转换。而被转移的职能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来承载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创设一定的外部条件。为了使政府职能得到顺利转移，培育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可见我国政府机构精简所陷入的困境是政府积极推动民间组织发展的一大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表明政府出于自身改革的需要主动倡导和推进民间组织的发展。6.2 社会需求的满足自下而上的推动（1）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出现。单位体制改革之后，社会利益主体由单位转为多元化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等利益主体。这些多元化利益主体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利益表达、诉求的渠道与方式来沟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仅减少社会表达的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也有利于政府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2）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下岗人员增多、流动人口快速增加、弱势群体的出现、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单单由政府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断下降，能力有限；单单依靠市场也是不可能的，市场所追求的是效率而不是社会公平和稳定。为此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弥补政府和市场之不足，而民间组织作为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具有灵活、创新、成本低、效率高、贴近基层社会的优势，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3）个体需求或偏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带来人们思想的转变。人们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等有了一定的发展，便产生加入某团体的需求。交换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加入某一团体并遵循该团体的规范，是为了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感情交换或物质交换或是通过实现团体的目标的途径来获取自己单独无法取得的更大利益。早在1831年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文中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成就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别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能学会自动的互助就将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面对现实，居民只有以互助的形式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偏好。而个体参与社团组织主要是基于各自的利益偏好，社会个体利益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对个体私利兴趣的需求，也有对社会公益或传统习惯的偏好。个体利益或偏好的增强激发了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总之，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并在两种动力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7. 浙江省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基础7.1 发展的历程及现状改革开放前，浙江省民间组织总数不到300个，基本都是“官办”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民间组织的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来，民间组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浙江省民间组织以其创造性的行动和对社会卓有成效的贡献，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与政府、企业建立起新的联系。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作调节、民间主动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截至2006年底，全省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共有12470个，其中：省级社团796个，地市级社团3498个，县级社团8176个，比2001年增加了3732个，增长38.32%（见图1）；民办非企业单位10810个，其中：教育类7955个，科技类654个，比2001年增加了4129个，增长61.8%（见图2）；基金会125个，其中：公募基金会89个，非公募基金会36个，比2001年增加了36个，增长40.45%（见图3）。浙江省的民间组织已经遍布省内各个城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有别、覆盖广泛的民间组织体系，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倡导互助互爱，疏缓就业压力，反映公众诉求，推进公益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贸易纠纷等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2400018000120006000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单位：个124701081012523405图1：浙江省民间组织总体分类概况（截止2006年底） 图3：浙江省基金会数量增长图（截止2006年底）图2：浙江省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增长图（截止2006年底）尽管浙江省的民间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民间组织人均拥有量仍然不足（见表1）。表1：10个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民间组织数（截止2006年底）国家（地区）民间组织数量人口数（万人）每万人拥有数法国7000005885110.45日本12283441264197.17美国140000002073051.79新加坡460031614.56印度10000009796710.21中国台湾204732192.917.34罗马尼亚1200022505.33埃及1500061402.44中国3197601307562.45浙江省2340548984.797.2现实基础浙江省陆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总面积的九十分之一，是我国地域面积并不广阔的一个省份。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又是一个资源穷省。与其它省份相比，浙江的资源禀赋、最起码在自然资源禀赋上并无特别优势。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及全国平均的48%，“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浙江土地资源特征的最好概括。浙江缺煤、少铁、无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宗原材料。同时，浙江也是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的省份，人均投入仅410元。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浙江却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浙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浙江省的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增长，生产总值逐年攀升（见图5）。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原始积累和迅猛发展，奠定了浙江省民间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的部分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7.2.1经济实力的增长奠定了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吕祖善省长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的200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2006年，全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浙江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加快推进“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建设，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正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十一五”发展开局良好。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5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593亿元，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25亿元，实际增长14.1%；进出口总额1392亿美元,其中出口1009亿美元，分别增长29.6%和31.4%；财政总收入256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298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5.1%和1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实际分别增长10.9%和9.3%，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1%，新增城镇就业6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51%；人口自然增长率4.87。；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预计下降3.5%，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3.1%和3.4%。浙江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图5：1978-2005年浙江省全省生产总值经济的发展是民间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浙江省经济的发展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7.2.2社会公共政策的陆续出台奠定了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基础政策环境是影响民间组织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环境之一。改革开放后，浙江省民间组织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政策环境的变化。民间组织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如民主制度直接影响人们结社的程度，影响人们参与民间组织活动的方式和兴趣；政策文件则是民间组织产生、运行、维护权益的必要的制度保障。特别是近几年来，浙江省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不断呈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相继出台了多部基础性法规和政策文件，如浙江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浙江省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社会团体登记业务规程、浙江省社会团体组织活动规则、浙江省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等等；2006年出台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确立了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强调了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2007年7月出台的民间组织许可事项办理工作规则（试行）对民间组织许可事项的类别、办理流程、办理时限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诸多基础性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浙江省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奠定了民间组织能力提高的政策基础。7.2.3区域特色产业基地的特性明确了民间组织建设的功能定位我省区域经济呈现企业集群、产业集聚的特性。全省4300多家专业市场、510个产值超亿元的“特色经济”区块、近千个市场组织、经济内涵丰富的小城镇，成了浙江企业的“孵化器”。全省产值超亿元的各类特色产业区中，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和23.7万余家企业，年产值近6000亿元，约全省年工业总产值的49%。其中产值在10亿-50亿元的有118个，产值在50亿-100亿元的有26个，100亿元以上的有3个。近年来，我省涌现了一大批产业区，形成了众多的“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区域特色产业现象，绍兴的纺织、永康的五金、乐清的低压电器、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皮革，等等，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开始形成跨县市的大产业区。如环杭州湾通讯产业区，以永康、武义为中心的五金机械产业区等。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建设，加大了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入的协调和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和探索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良性运作机制。全省已经初步构建起以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乡镇工业园区为支撑、企业工业园区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力布局格局。区域特色产业基地的特性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地域要求，特别是对于行业协会和产业集群内部的服务性商会，其组织建设的功能定位愈发清晰、明确。7.2.4企业庞大的营销网络创造了民间组织建设的机遇浙江企业庞大的营销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具备了整合全球资源的可能。改革开放20多年中，浙江省企业已经在全球建立起了相当健全的产品与服务营销体系，大卖场、商厦、品牌店、代理店、总经销、办事处、分支机构、分公司、直销，各种销售网络在全球星罗棋布，这是浙江制造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普遍具有的竞争优势，也是浙江制造业长期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例如，温州企业强烈的营销意识与创业精神国际闻名，通过20多年原始积累，已经有1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销售网点，完成了把温州品牌传播到全国各地的过程。此外，在温州的打工者也有100多万，通过他们，把温州品牌传播到了各地，迅速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更为重要的是，遍布全球的浙商、华商众多，大多经商意识浓厚，与内地企业联系非常广泛，能够把国际行业动态、管理理念、设计风格、制造技术、设备工艺等信息在第一时间传回国内，并迅速进行商务谈判、下单备料、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此外，我省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具有自营出口权，在全球行销产品，甚至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开立分公司，与国际企业同台竞争与合作，站在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前沿，为民间组织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7.2.5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提供了民间组织建设的活力源泉浙江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制度创新优势十分明显。浙江个私民营经济全国最为发达，这些企业大多产权清晰，股份制改造相对充分，因此具有相当的灵活机制。民营企业的特点和优势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勤劳智慧、明晰化的产权制度、低度化的启动资本与市场经济扩张。在我国市场发育不是很高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但难能可贵的是，浙江民营企业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向生产社会化、企业现代化的方向不断迈进。据2002年浙江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公报，非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0%，其中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2.8%。2002年，全省民营企业已突破2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百万元以上的达2.46万家，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居全国首位。2002年，浙江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达2935亿元，加上其他混合经济成分占全省GDP的比重为51.4%，已经占据了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2002年度浙江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前十强中，民营企业就占有4家。与此同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江民营企业，正在进军国际国内金融资本领域，加快了上市步伐。截止2003年6月底，浙江68家上市公司中，有25家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浙江民企上市还在全国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以自然人作为发起人的公司“浙大海纳”；第一个以自然人控股发起上市的公司“天通电子”；第一个以自然人控股发起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浙江玻璃”。浙江132家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而这些数字背后是更多主动改掉“家族制”缺陷、徘徊在辅导期之外的民企上市群体。考察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作用。浙江民营企业这种以内生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企业自主发展意识强烈，很多企业产权结构清晰合理，股份制改造相对充分，具有机制灵活、决策自主、应变能力强的鲜明特点，同时这种产权制度是不断推进浙江省区域民间组织的发展，一大批行业协会、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省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成为民间组织建设的活力源泉。7.2.6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保证了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人力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1999年，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针对我省高校数量偏少、规模较小、资源不足的实际，做出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决策。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8.96%提高到2006年的36%，由低于全国平均0.84个百分点转变为高于全国平均14个百分点。目前，全省已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77所，在校大学生72万人，分别是1998年的2.4倍和6.4倍，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举办高等教育的格局。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着眼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一大批省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蓬勃兴起，重点学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以来，全省高校为各行各业输送了56.3万毕业生，获授权发明专利1308项，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33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为我省民间组织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7.2.7对外开放推动了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浙江省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由此带来的软环境建设呼唤浙江省民间组织对外活动的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仅仅有政府与国外相关组织开展交流合作远不能满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对外业务的需求，呼吁更多的浙江民间组织参与到对外活动中来，与世界接轨需要民间组织“搭台唱戏”，以分担浙江省政府涉外关系的压力。政府的职能角色决定了不能顾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服务，只能在宏观上予以调控、支持与指导，而企业由于是个体，开展对外活动的分量不够，也无法获取比较集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