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的北京经验栏目：探索作者：李宁来源：中国艺术报新时代以来，顺应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同时得益于从国家到地方思想力与行动力的合力推动，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佳作频出。其中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作为我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北京，接连涌现出电影红海行动（2018）、中国机长（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一点就到家（2020）、长津湖（2021）、革命者（2021）、悬崖之上（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狙击手（2022）、万里归途（2022）、志愿军：雄兵出击（2023）,电视剧
2、情满四合院（2015）、正阳门下小女人（2018）、破冰行动（2019）、觉醒年代（2021）、乔家的女儿（2021）、对手（2021）、梦中的那片海（2023）等一大批兼具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影视作品，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北京现象”。面对鲜活有力的北京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有必要进一步归纳其美学特色，探讨文艺讲述中国故事的规律和路径，发掘文艺建构国族认同、塑造审美风尚、凝聚社会共识的潜力。微宏之间：革命历史的多元叙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革命历史题材都是重大主题影视剧中的牵牵大端。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往往以宏大叙事为显著标识，追求多线叙事、复杂人物与恢弘场景的史诗化影像风格。在历史书写中
3、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总是充满对立紧张的两种叙述方式，前者追求整体、普遍、抽象的历史叙述，后者追求微观、个人、具体的历史叙述。近些年来，在电影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作品延续宏大叙事的同时，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体现出更加多元的历史叙事路径。一方面，一些作品寻求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结合,形成了“微宏叙事”的叙事特色。所谓微宏叙事，指的是在兼顾宏阔历史语境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以细微化的方式去呈现宏大与崇高。例如，将日常生活与革命历史深度糅合的日常现实主义成为一些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的显著叙事路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创作者用大量的史料和充分的细节重述了一段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主题鲜明的整体性历史，与此同
4、时，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中注入了诸多生动鲜活的日常细节，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剧中出现的嗑瓜子、涮羊肉等大量琐碎细节看似闲笔，实际上在刻画不同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营造了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场。电影决胜时刻(2019)同样紧紧围绕生动饱满的人物，以散文化与生活化的手法深入英雄与小人物的情感世界，展现了革命历史中常常被淡化处理的日常生活。影片虚构了陪着李讷抓麻雀、警卫员田二桥敏感爱哭等诸多生活细节，整体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这种以小见大、虚实相交的视角使得历史不再是口号的堆砌或事件的罗列，而是具备丰富的肌理与张力。与上述作品从日常介入革命不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采取了另一种微宏叙
5、事手法：从局部介入整体。影片截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代表性历史瞬间，拼接与综合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提喻法，从某个部分或切口入手去展开对历史整体的想象。另一方面，一些作品有意以微观叙事来反思与拆解宏大叙事。例如，电影狙击手的微观叙事体现在时空与人物方面的去宏大化。影片不力图呈现战争全貌，而是聚焦战争局部，全程围绕中美两支狙击小队之间的遭遇战展开叙事。同时，这场遭遇战又被创作者安排在一个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的限定时空中，在山坡工事的狭小空间中，十几位正反人物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影片搭建起一个近乎封闭的舞台空间，让一群小人物在其中闪转腾挪，释放光芒。显然，创作者并不试图建构一种
6、抽象的整体性历史，而是关注个体的命运，聚焦具体而鲜活的生命体验。电影悬崖之上的微观叙事则体现在情感与意义层面的“去崇高化工影片尽管展现了革命者的信仰与崇高，但更想书写的是人性与小我，是宏大历史幕布下的个体悲欢。与过往那些舍家为国的理性而决绝的英雄形象相比，情感与人性是影片中张宪臣、楚良、小兰等人物最大的“软肋”。影片所要极力凸显的，恰恰是以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常常被视作“小事”而加以遮蔽的个体情感。怀旧北京：地缘美学景观的建构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得益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波澜壮阔，新时代以来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同样形成了丰赡的景观：有展现大国风采的战争片红海行动，有国家安全题材的谍战剧对手，有基于真
7、实事件改编的灾难片中国机长，等等。但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梦中的那片海等一大批作品以北京市井民俗图景以及包含其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为底蕴，书写北京的城市变迁及世情百态，形成了富有地缘美学特色的“怀旧北京”潮流。首先，此类作品擅于通过老北京生活方式、城市空间、市井风情的描画，召唤与重构集体记忆，表现出浓郁的乡愁意味。它们延续与复兴了骆驼祥子茶馆天下第一楼等经典京味文艺作品中的北京怀旧情结，抚今追昔，怀念逐渐远去的胡同生活与传统文化。按照美国学者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的观点，怀旧情绪可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两类，前者是将过去视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家园，后者则对过去持有
8、怀疑与质询的姿态。就此而言，此类作品显然是以修复型怀旧的方式重返历史与传统，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化进程中遭遇认同危机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不过有趣的是，当下北京重大主题影视创作的怀旧叙事又并非单纯地缅怀过去，而是体现出回顾往昔与面向未来的双重冲动。这种双重冲动体现为许多作品通常会截取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较长的历史时段，展现生活在北京城中的主人公不断战胜困厄的步伐，以此将历史怀旧化为进步的时间意识与现代性观念。例如，电视剧正阳门下(2013)从知青韩春明返城讲起，展现了这位古玩从业者摸爬滚打的经历；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以女性创业者徐慧真为视角，勾勒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后波折不断的
9、创业历程；电视剧芝麻胡同(2019)的时间跨度更大，该剧以新中国成立前的沁芳居酱菜铺为背景，描画了严振声、牧春花、林翠卿等人在时代变幻中风雨同路的情感故事。上述作品以跨越几十年的人生故事，突出了北京这座城市由旧到新的变化过程，进而隐喻整个中国的历史演进。就此而言，它们对于胡同、什刹海等北京地域空间的不断呈现，对于旧日北京的反复追忆，并非单纯地建构一个洋溢着地缘美学意味的往日世界，而是重塑一个具有本真意义、源泉地位与认同功能的精神空间，以此观照北京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的北京怀旧不只是对于集体记忆或个体记忆的打捞，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对传统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
10、的怀想。正阳门下小女人借小酒馆的经营发展过程探寻中国传统的“以义为利”“奇谋生财”等经商之道；情满四合院从邻里相处、善恶是非中展现人性的复杂，引发关于善与恶的辩证思考；芝麻胡同通过讲述严振声一家和酱菜铺在时代变迁下的故事，捕捉到中国老百姓生活和情感中最纤细敏感的特质，进而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现实遭际展开追问。这些作品体现出一种既面向历史深处溯源又朝向个体心灵深处进行自省的特质。中式典型：心性现实主义的实践除了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的持续深入，近年来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斩获颇丰，集中涌现出了陈独秀（觉醒年代）、李大钊（革命者）、伍千里（长津湖）、肖春生（梦中的那片海）、何雨柱（情满四合
11、院）、徐慧真（正阳门下小女人）、乔一成（乔家的儿女）、宗大伟（万里归途）等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首先，是塑造了诸多现代启蒙者、革命者形象。以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该剧成功构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在民族危亡之际致力于开启民智的启蒙者群像。陈独秀的狂狷不羁、李大钊的稳重刚直、蔡元培的宽厚谦和、毛泽东的胸怀高远、胡适的谨慎老成等性格的刻画，无不入木三分。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剧对陈独秀这一人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正视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描画出了他独断专行、落拓不羁的多面性格。电影革命者虽以李大钊为主要人物展开故事叙述，但却没有坚持单一的
12、英雄史观，而是引入学生、工人、士兵、农民等各色社会人物的视角。影片在塑造李大钊这一开启民智的先驱者形象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待拯救”的位置。这种塑造方式凸显了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强调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此同时，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也贡献出一批当代改革者、创业者等形象。例如，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塑造了“肖春生”这一富有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改革开放精神的人物。在因身体伤残而经历人生低谷后，肖春生选择投身医疗器械行业。在转战商海的过程中，肖春生诚信守法、质量为重的经营法则，与剧中李上游等人的官商勾结、投机钻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剧借助肖春生这一人物，剖解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
13、隐忧,倡导一种坚守改革正道的理想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与宋运辉（大江大河）、陈江河（鸡毛飞上天）、许半夏（风吹半夏）等许多当代改革开放题材电视剧中涌现出的强调开拓冒险精神的智勇式改革者不同，梦中的那片海更着重凸显的是肖春生强烈的道德感，可谓一位仁义式改革者形象。无论是肖春生以仁爱之心投身医疗器械行业、不计前嫌地帮助剧中人物化解破产危机,还是带领企业奉献社会以共渡疫情难关，都更多地展现出这一人物内在的德行修为，从而也使其成为当前改革人物谱系中颇具辨识度的一位。为了进一步理解上述典型人物，不妨引入学者王一川提出的“心性现实主义”概念。所谓“心性现实主义”，指由外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中国的心性论传统
14、融合后产生的新型美学范式。中华传统文化素来强调个体的德行修为与心性智慧，而源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则标举客观真实性，强调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描摹社会画卷、发掘历史动因。这两种传统在百余年现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不断交流碰撞，并在近年来的文艺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互渗与定型，其结果便是一大批既体现客观历史真实又兼具主体心性智慧的典型人物的涌现。上述重大影视剧所塑造的几位典型人物，似乎都可视作西方现实主义手法与中国文化传统糅合后的中式典型形象。以上关于新时代以来首都重大主题影视剧美学特色的勾勒只是匆忙掠影，不免挂一漏万。还需要指出的是，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北京现象”,与北京地区在重大主题文艺创作方面日趋完善的政策与机制紧密相关。例如，2014年启动的“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2015年设立的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扶持了许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重点项目。整体来看，北京地区的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从组织策划、资源整合、扶持引导、推广评价等环节着手，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重大主题影视剧生产与传播机制。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就需要另辟专文来探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