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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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后有显著的国家治理逻辑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内在地嵌有媒体融合逻辑需求。媒体融合实现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耦合，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认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媒体融合；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耦合

2、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顶层设计。1在中国式现代化涵盖的各领域中，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媒体发展融合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耦合。中国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和实践，既根植于自下而上的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更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两者之间的逻辑耦合始终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一、媒体融合发展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新闻舆论事业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治理资源。党和国家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背后潜藏着国家治理逻辑。（一）国家驱动的媒体融合战略与实践自2014年8月起，党和国家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媒体融合发展动态及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支持，至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成型。回顾这一媒体融合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式媒体融合是党全面领导、主要由国家驱动的媒体融合，是媒体与政务、服务、商务“四位一体”的媒体融合，是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的媒体融合，其本质要求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服务人民

4、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了媒体融合，媒体融合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已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外在体现。事实上，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我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万物互联时代，媒体融合的本质是跨领域融合、生态化建设，最终达成媒体与社会和国家的一体同构，因而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直接攸关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执政安全。只有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集团，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执

5、政安全。因此，媒体深度融合的直接目标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间接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目标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执政安全。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架构和操作系统，传统主流媒体在网络传播时代的舆论场以及传播权力结构中的主场地位和话语权渐趋弱化，原先依托传统媒体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主导权逐渐被消解。为因应这种挑战，党和国家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媒体融合，就是要把互联网这个治国理政的“最大变量”转变成治国理政的“最大增量”，建设自主可控的“智治”全媒体平台。因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媒体融合是关键一环。通过将新闻与政务、服务、商务深度结合，媒体全面介入社会治

6、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各环节O3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媒体深度融合不单是纯粹的技术和业务问题，而是传媒行业的整体转型，攸关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攸关执政党如何在新传播格局中重建话语权的问题，是兼具政策性、实践性、理论性的重大时代命题，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深层次改革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4新时代以来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与实践，始终贯穿着重构话语体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国家驱动既

7、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中国媒体融合之路有着异质于西方媒体融合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共领导下，由国家驱动的媒体融合，其融合实践是面对中国具体的现代化议题而展开的；不仅是媒体融合，而且是媒体与政务、服务、商务“四位一体”的融合。中国媒体融合以人民和服务为中心，最大驱动力来自国家需求。这是中国媒体融合不同于西方媒体融合的特殊属性，也是中国传媒事业融合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二）媒体融合被赋予协同国家治理功能采用国家驱动范式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驱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融入、市场引入、利益共享的操作机制和模式，让媒体融合发展服务于国家治理，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国家驱动

8、范式的鲜明特征。5中国式媒体融合进程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来源于其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功能定位，服务国家治理是媒体融合持续取得进展的关键。就舆论治理和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全媒体传播体系本身就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子体系。随着“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写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如何促进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让全媒体传播体系服务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媒体深度融合未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融合发展后的各级媒体已不单纯是媒体本身，而是一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它承担的角色主要

9、是数字基础设施和多功能服矜平台，包括提供广泛的接入性、创新的内容生产与智能分发、丰富的公共数据和强大的算法技术以及有效及时的政务服务，如此才能助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协助国家在各个层面提高治理效能。显然，出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需要，中国驱动媒体融合的着眼点在于实现媒体传播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融合，让其承担“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双重任务，让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资源。在媒体与社会一体同构的认知逻辑驱动下，媒体融合要融合的不仅是媒体业态，更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融合媒体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和勾连社会的中介性网络，不仅具有以往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社会整合、

10、持续社会化教育、文化娱乐、社会动员、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功能，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人一媒介一社会一国家治理”的融合互动，减少沟通治理环节与成本，形成多中心治理网络，克服“治理真空”，协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迄今为止，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导下，我国媒体融合始终围绕“中国式”的特征进行规划布局，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点和历史轨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媒体深度融合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旨归，加速向纵深推进，切实担负在主流舆论引导、数字中国建设、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效

11、能等方面的重要职责。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后的媒体融合逻辑（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将媒体融合所要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范畴当中，从内容、技术和创新管理角度，为媒体融合发展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使之与国家治理体系一体同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是中国

12、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媒体融合深度发展，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向平台化和媒体与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在深刻洞悉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和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借力媒体深度融合，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搭建平台、又讲述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故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里所强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理解为媒体融合后建构的新形态的媒介形式和媒体结构，不是单一的媒体形态，而是联通融合所有媒体形态的平台架构和生态系统。因此，我们要建设

13、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既包括全息、全程、全员、全效媒体“四全媒体”，也包括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媒体“四级媒体”。换言之，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就是要通过媒体融合链接线上线下空间，构筑起国家治理的主要平台，统合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形塑一元化领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在媒体与社会和国家一体同构的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可为完善国家治理各领域赋能。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当国家从战略上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提上议程时，考虑的范畴就不局限于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空间、宣传价值等问题，而是意在把传播当作一种社会组织手段，践行媒介领域

14、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建信息标准型框架、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治理绩效、调和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并重新凝结社会信任、减少政治治理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时间、制定信息时代的社会规范，维持公共的、共同的社会生活。6从媒体与社会同构的视角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一体同构后，将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与操作系统，依靠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运行，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党和国家把媒体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媒体与社会、国家融合同构，正是基于媒体融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在这种逻辑驱动下，随着社会媒介化和风险化的双向加速，国家治理模式

15、由科层制管理向网络型扁平化治理转型。融合媒体作为治国理政的平台和主体，成为驱动社会治理走向沟通协商、协同共治的关键力量，国家治理呈现媒介化治理新趋势。媒介化治理注重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社会运行逻辑的有机结合，强调治理体系与媒介逻辑的制度化互动，通过将媒介作为制度化因子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对公共空间、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形成全方位渗透，以此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网络，贯穿治理全过程，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7。因此，当全媒体传播体系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框架，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相适配，构建起由国家主导、媒体驱动、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时，可将全媒体传播

16、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二）媒体融合大数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数智时代把大数据作为国家治理的要素和手段，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精准把握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将为国家治理提供数字支持和技术支撑，提升国家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数字社会治理、智慧城市和数字中国的发展。但大数据来自哪里？借助媒体融合打造的平台化媒体无疑是重要的数据汇聚地和数据仓储。媒体融合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消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融合。媒体融合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平台，连接整合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数据和媒体数据，形成数据资源一体化，可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拥有大数据支撑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平

17、台还将成为政府为民服务的入口和公共服务的平台，提供新闻、政移、服务、商务等多元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媒体融合在实现传媒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因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构建了“媒体一社会一国家”的融合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信息和数据保障。目前，新一代数字技术动能强劲，正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力，而技术赋能将助推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此背景下，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全面融合的必然举措。因为基于媒体平台化提升的大数据收集和加工能力，可推动国家治理从经验驱动的传统治理方式向数智驱动的精准治理方式转变，进而提升国家治理精

18、准化科学化。中国当下从组织扁平化、业务协同化、数据共享化入手，重建组织形态、重构业务和技术架构，意在建成线上线下融合的“点对点”一体化服务型政府，其核心使命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关键环节是实现技术、业务和数据融合，重点方向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建设。82023年2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好了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进媒体融合尤其是数智化融合，不仅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力，这来源于媒体融合赋

19、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驱动。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媒体深度融合正从公共政策、议程引导、数据整合和平台搭建等方面综合发力，助力探索新型治理模式，推动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治理效能。这体现在媒体融合与党和国家共谋治理现代化总体议程，媒体融合深度融入新基建战略框架，媒体融合拓展多元化协同治理语境，媒体融合推动构建立体化治理结构。9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同样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理念、制度与技术的多维创新，数字治理则是其重要体现。媒体深度融合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将赋能国家治理，推动治理主体行为从单一行动走向多元协同，推动治理机制从碎片化运行转变为系统性融合。因此，未来如

20、何基于技术演进创新媒体深度融合范式，建立健全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基于社会形态演进让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急需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三、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耦合（一）实践逻辑上的耦合从实践平台看，重塑信息渠道、重组社会资源、再造多元流程，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仅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必需和必然，也为国家治理多元主体协同行动提供数据平台和治理平台。国家驱动媒体融合已历时十年，逐渐建构了中央、省、市、县四级融媒体中心并实现内部的系统整合，但四级互联的同心圆全媒体传播体系，接入政务、商务、服务等信息平台，最终升级为“平台型媒体”，给国家治理尤其是数字治理搭建数据共

21、通共享共融的基础平台，依然是进行时。目前来看，媒体深度融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打破壁垒、协同传播、数据共享”。这里的破壁是指突破平台、主体、地域三重壁垒。未来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各级融媒体中心破壁形成“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复合融合模式，构建平台型新型主流媒体，让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成为关注重点。就基层治理而言，推进媒体融合向纵向发展，拓展了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内涵与边界。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和党和国家基层治理的新平台，全媒体传播体系触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传播机构更是社会治理机构。从2018年起，经过不断

22、地实践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逐步完善本地化的垂直类服务，在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的媒体融合实践通过发挥基层媒体的接近性和本土化优势来建立强关系平台，实现本地用户与本地资源有效连接，通过为基层群众提供精准化的信息服务来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未来，全媒体传播体系要完成新的时代使命，必须抓住以数据为中心的技术和传播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服务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卷重要的是，媒体融合是中国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媒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既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完善数字治理的基本前提。媒体融合所产生的大数据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

23、升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帮助顶层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动态，促进决策的智能化科学化。当前，媒体融合最大的竞争短板在于数据资源，不论是媒体融合的核心元素，还是智能传播技术的关键问题都在于数据。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中国正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与数字化政府建设，建立层层衔接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和覆盖全国的社会整合系统，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媒体深度融合实践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达成，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就有了重要抓手和平台。（二）理论逻辑上的耦合从理论层面看，随着媒体融合深度推进，媒体与社会、与国家日益一体同构，新的社会形态、传播生态

24、和技术供给要求必须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发挥好融合媒体作为抓手和平台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协调治理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主体，从局部性创新走向体系性融合。这就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找到媒体深度融合这个突破口，通过连接多元主体的多重场景和多样内容，构建集智能感知一智慧沟通一智库决策三位一体的新治理平台。10基于正在形成的媒体与社会同构社会形态和全媒体传播体系，探索构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商互动，塑造共识并展开协调合作的集体行动，打造全流程治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新时代媒体融合和国家治理理论研究的新使命。从发展逻辑和初衷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共同

25、的逻辑起点和内在的逻辑一致，两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首先，媒体融合必须向纵深发展，实现与社会、国家的一体同构,才能深度参与国家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媒体融合从相加到相融，其背后的动因主要有三：技术创新和业态重组驱动,这是基础；主流舆论引领和核心价值引领驱动，这是核心；构建基于媒体融合的国家治理平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关键。其次，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在治理对象和工具上走向融合是题中应有之义、逻辑之必然。随着媒体融合纵深推进，平台化媒体的功能也随着社会形态和国家发展态势的变化而愈加多样化，除承载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民意沟通等功能外，逐渐由治理工具向治理主体转型，承担起国家治理的责任，而日

26、益革新的智能技术则给媒体融合深度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可供性和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创生的新型主流媒体利用信息技术革新的成果，遵循国家战略步骤，已逐步形成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在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日益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全面对接经济社会，尤其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将推动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国家治理中提供了政治引领和政治传播、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公益平台和公益功能、传媒经济和产业经济，因而具备显著的政治性、公共性、公益性和经济性的价值”11。随着党和国家从政治层面不断强化

27、媒体融合的战略意义，辅助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有力支撑，媒体深度融合正迅速向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趋势迈进，未来将加速数字中国建设，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从而最终共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四、结语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作为其基本领域构成的中国式媒体融合，经历了从市场竞合驱动的媒体流程再造，再到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变迁，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特色，顺应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基于国家治理的逻辑驱动，媒体深度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后，中国已初步建立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全局纵深全媒体传播网

28、络。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未来的媒体融合实践，要强化媒体与社会和国家的一体同构；未来的媒体融合研究，要强化引领性、先导式、系统性理论建构研究，助力中国特色媒体融合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从而最终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即将迈入数智时代的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未来数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期。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切实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把握好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耦合与互动机制，构

29、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另辟中国式现代化长治久安的发展道路，为世界贡献西方现代化之外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旨归，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互为支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其价值诉求不仅在于向世界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更在于实现中国发展理念和中国叙事体系与世界其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对话，最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外合法性认同。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12)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1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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