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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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文学史主 编：任访秋分编主编：关爱和 王杏根 张中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100目录绪论5上编概说27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先行者龚自珍30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30第二节 诗歌创作34第三节 散文创作39第四节龚自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44第二章 经世派作家的崛起48第一节 经世派作家崛起的历史背景和文学主张48第二节 魏源52第三节 王韬58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63第一节 爱国诗潮的形成63第二节 爱国诗潮反映的社会内容64第三节 空前繁荣的讽刺诗68第四节 爱国诗潮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71第四章 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74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的发展与危机74第二节

2、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79第三节 曾门弟子及桐城派的复归83第五章 宋诗派及其他诗词流派87第一节 宋诗运动兴起的原因87第二节 宋诗派的诗歌理论89第三节 宋诗派的诗歌创作91第四节 金和及其诗歌创作94第五节 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97第六章 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101 -第一节 荡寇志- 103 -第二节 儿女英雄传- 106 -第三节 三侠五义- 109 -第四节 狭邪小说- 113 -第七章 艺概及其它文论119第一节 刘熙载及其艺概119第二节 林昌彝及其射鹰楼诗话124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127中编概说133第一章 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138第一节 文学改良运动

3、的历史进程138第二节 文学改良运动的目标与内容142第三节 文学改良运动的历史意义147第二章 梁启超154第一节 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154第二节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157第三节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163第四节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贡献169第三章 黄遵宪172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172第二节 诗歌创作175第三节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183第四章 康有为及其他维新派作家的创作188第一节 康有为188第二节 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192第三节 丘逢甲与其他台湾爱国诗人197第四节 林旭 刘光第201第五章 “同光体”及其他诗歌流派206第一节 “同光体”诗派及其诗歌理论206第

4、二节 同光体诗派的诗歌创作209第三节 王闿运与汉魏六朝诗派213第四节 樊增祥、易顺鼎与中晚唐诗派216第五节 李慈铭218第六章 清末常州词派221第一节 谭献、庄棫221第二节 王鹏运、况周颐225第三节 朱祖谋、郑文焯230第四节 陈廷焯、冯煦235第七章 谴责小说238第一节 谴责小说的兴起及其作家队伍238第二节 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240第三节 吴沃尧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44第四节 刘鹗与老残游记248第五节 曾朴及孽海花252下编概说258第一章 章炳麟265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265第二节 诗文创作275第三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82第二章 秋瑾及其他革命派作家284第一节

5、秋 瑾284第二节 邹容 陈天华289第三节 章士钊、刘师培294第四节 金天翮304第三章 南社与南社诗人311第一节 南 社311第二节 柳 亚 子315第三节 陈去病、高旭319第四节 苏 曼 殊326第五节 黄节、于右任等其他南社诗人330第四章 革命派小说及其他小说流派334第一节 革命派小说理论334第二节 苏曼殊的小说创作337第三节 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342第四节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344第五章 近代戏曲349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末叶的传奇杂剧及地方戏曲349第二节 戏曲改良运动354第三节 吴梅、姚华的戏曲理论研究360第四节 早期话剧362第六章 翻译文学366第一节 近代翻

6、译文学的兴起366第二节 严复的翻译及其诗文创作369第三节 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374第四节 苏曼殊、马君武、鲁迅等人的翻译活动377第七章 王国维382第一节 生平学术思想及成就382第二节 悲 剧 论384第三节 境 界 说387第四节 文学发展进化观389结束语 中国近代文学的渊源与流变394一、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思想渊源394二、西学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影响401三、五四前夕的“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运动404绪论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能与中华民族如此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相比者，确乎不多。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并自成一体的华夏文明，曾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

7、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与文学。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与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和文化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与冲击。这不仅给民族的生存，同时也给民族文化与文学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对付、迎接这种不可避免的挑战与冲击，并在挑战与冲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方位，选择自己的出路。经过几代人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数十年漫长而急遽的变革，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如果我们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矛盾、艰难、曲折、坎坷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全面的危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种全面危机主要表现

8、在三个层面或者说侧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之中。从觉醒的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无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革命的时代洪

9、流之中。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徒有其表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衰落与崩溃。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乱，社会政治危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严重动荡与纷扰不安。昔日封建帝国的强盛已经变为自我安慰而又虚无飘缈的梦幻。这种内外交织的危机已使得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影响到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民族

10、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则是以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深化而显示出来的。发生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带有历史悲剧色彩的。这一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这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World picture），涉及到从语言思维体系、信仰追求体系、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差异。（参见M.K.穆石茨著当代分析哲学

11、中译本第394页）其整体功能的优势与劣势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值此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华民族在军事、政治上抗拒外侮的同时，也必然会张扬自己的文化传统，筑起心理上的文化防线，在这种背景下，两种文化系统与“世界图式”一旦相遇，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以华夏为中心，以以尊临卑的文化心理和以儒家礼乐教化、纲常伦理作为判断异质文化唯一价值尺度的文化心理定势，曾经导致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困境和严重危机。这种困境和危机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既缺乏内部的更新机制，压抑母体文化中的活跃因子，又无力扭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处境。危机本身便可能孕育着转机

12、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战略口号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文化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出路。从技艺的学习到政治经济体制的借鉴，进而又到文化思想的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开始了艰难痛苦的跋涉。因此，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组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近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种种新旧杂糅与复杂矛盾性，均可在此找到问题的根结所在。在这一矛盾的历史运行过程中，救亡与反帝日趋深化，启蒙

13、与反封建终于成为时代文化构成的迫切问题，中国文学也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出路，开始了全面的从传统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历史过渡。在这种全面危机（民族生存危机、封建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述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的肌体。历史的进程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全面的危机象一股股强大的脉冲，使它的心灵为之阵阵颤抖。它毫不犹豫地运用并不纯熟的也无暇雕琢的

14、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它不仅从各个侧面，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这种危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记录了民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迁过程。它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种种屈辱与在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而且也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和反封建的艰难步履。新旧文化意识的交错杂陈与激烈交锋，决定了近代中国文学是一个矛盾复杂的混合形态。传统文学的弊端与必然衰落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得以证实和宣告，而新世纪的文学萌芽又在此过程中得以孕育、成长。也许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文学本身并没有达到审美表现与完善的较高层次，但由于它的艰难探索，却为它以后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15、指出了根本方向与出路走向现代化之路。仅有八十年发展历史却是跨越时代的中国近代文学，犹如一部由数代人参加的，分别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思想情绪和审美趣味的多声部合唱，合唱中的杂乱与不和谐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杂乱与不和谐中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正是由于这样，近代中国文学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形成了一种共感共振效应。鉴于此，我们在把近代中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开端的同时，依据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运动发展的节奏和文学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

16、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救亡与启蒙运动是遵循着补天自救避害自卫中体西用的逻辑顺序展开的。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清朝统治已由康乾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衰敝，昔日的东方帝国面临着四处潜伏的危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军备松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连年不绝。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局势，一种由危机感而触发的忧患意识在士大夫阶层逐渐蔓延。出于一种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他们首先在学术界发难，倡言革除烦琐、空疏的学风，呼唤明末清初出现过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归。同时，他们激烈地抨击社会的各种弊端，以与天朝盛世的睡梦极不和谐的音响刺激浑浑噩噩的国人。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第一次具有微弱启蒙意义的动作。鸦片战争的爆发

17、扰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旧有秩序：“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面前，出于一种避害自卫，除弊御侮的目的，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现存政治、思想、文化多方面的批判、检讨与反省。反省仍是在传统的华夏中心语以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对手，代表的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洪流，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第一步。他们过分信赖封建帝国的强盛和以往处理夷敌局部战争的经验，因而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总是保持着一

18、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对内，他们希图以自救的方式，通过现有政体与思想文化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使旧有秩序的紊乱趋于正常。对外，他们以为学得对方的船坚炮利，修缮加固城池海防，自可化险为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夕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自然地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帜。“经世致用”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士大夫阶层中空疏、烦琐的学风，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与对中国之外世界的注意。但这种远远不够的救亡觉悟仅仅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与中国之外世界的长期隔绝，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扼杀与阻止了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总动员，生存危机意识并

19、没有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纲常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借鉴也被牢牢控制在“中体西用”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历史发展所带来的严酷事实是：中国封建政体与意识形态的腐朽已到了再不能亢奋起来的地步，微弱而有限的机制调节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面前，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应。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终于萌生了朦胧的政体改良的要求。这是十分可喜的思想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学的触觉是异常敏感的。东南沿海的炮声，打乱了封建士大夫悠游从容的步武，他们从神韵、格调、性灵的艺术梦幻中惊醒。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以高遏入云的嘹亮歌唱，代替了往日的浅唱低吟。这种

20、以揭露侵略者暴行，抨击清政府及军队腐败，歌颂抗战英雄，宣扬抵抗意识为主题的歌唱，汇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爱国诗潮很快与先于它们出现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汇拢，形成了鸦片战争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体精神。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空前紧密结合，与救亡启蒙运动亦步亦趋、息息相关的发展趋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爱国诗潮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在经世致用思想被学术、文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晚明以来形成并发展

21、的人本主义和反理性思想却遭到冷落。作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与文学界巨子的龚自珍，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目光。他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尊严的藐视及对人性蹂躏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人身、人心自由与解放的热烈向往。他对世俗权贵的蔑视、傲岸，对母爱、童心的依恋、赞颂，他狂放不羁的气度，使气骂座的作派，都显示出一种叛逆人格的力量。他建立在肯定人（包括自我）在历史与文学活动中的创造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文学“三尊”说，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思想。他指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尊重作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尊心），尊重作家的思想情感及其方式（尊情），尊重文学与作家个性的自然表现（尊自然）。这种带

22、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这种呼声还显得纤弱，或超越了现实，也许是文坛过于麻木、积重难返。这种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方获得巨大的嗣响。战争给了无生气的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也带来了新的兴奋点。这种兴奋暂时为老态龙钟的古典文学涂抹了一层酡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曾给学术、文学界带来一片惊恐。尔后，随着所谓“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文学又恢复了依靠自身惯性的缓慢蠕动。人们对封建政体与文化机制尚未丧失其复元振兴的信心，也很难产生诀别旧有文学体系的勇气和意图。温柔敦厚的诗教，文以载道的古训，仍作为经典而被频繁地征用；学汉、学唐、学宋的复古主义旗帜仍被不同的文学流派高高

23、举起，微弱的创新意识，被紧紧包裹于复古的大旗之中；文学作为封建政治与经学之附庸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宋诗派、桐城派仍在学问还是性情、义理还是辞章的困扰中作着小心的平衡与艰难的选择；小说戏曲仍旧被大雅君子视为小道，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中，同样渗透着封建思想与伦理道德的说教。文学期待着变革，期待着政治、思想革命的风暴给予它告别过去的力量。二、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甲午战争以中方的惨败而告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随着侵略活动的加剧，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活动日益甚嚣尘上。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场全民族范围内

24、的救亡运动开始酝酿形成，“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压倒一切的强烈呼声。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这一时期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领导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思潮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进行的古今中外全方位的思想求索，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撞击、交汇、融合。华夏中心、天朝至上的思维定势被轰毁，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的思想文化体系被打破，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地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身，寻求自强新生之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引入，使人们从弱肉强食的普通道理中领悟到民族危机问题的严峻；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的结合，成为维新思想家鼓吹

25、变法图强的重要理论依据；民权论的传播，煽动起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向往；民权论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批判思想交汇，铸就了维新思想家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核心的政治理想。正当维新派满心欢喜、跃跃欲试地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行时，却遭到了封建旧势力的沉重打击，流血的现实促使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探求影响政治变革成功的原因。他们认为，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与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得还相当不充分。于是，一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在变法失败后很快达到高潮。中国近代第一次有目的的改造国民精神的总体工程由此肇始。这场气势恢宏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许多重要变化：

26、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人群进化、级级相嬗”的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演进，尊王法祖、凡古皆好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某些程度上被理想化，以夏变夷及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被打破；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得以确立，民族的主权意识、独立精神与国民队国家的义务、权利被同时接受，君统论、君权神授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与进取精神、群体意识被当作新国民所应具备的德性，奴性思想以及造成奴性思想的根源封建论理纲常受到冲击；对民族和国家兴盛、富强的向往，使理智的务实精神得到张扬，重性理考据之学，轻视工商科技的观念得到动摇。人们在社会观、伦理观、文化观、价值观

27、诸方面的众多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影响着文学的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范型为参照，不断粉碎传统的旧文学体系和引进、吸收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新型的文学形态两个方面。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浪中，维新思想家是以文学无用的否定目光，开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审视的。严复一八九五年发表的原强与救亡决论，在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中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先物理而后文物，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困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弱救贫。谭嗣同则更为

28、激进，他认为在中外虎争的时代，即应将考据辞章、无用之呻吟统统抛弃。对旧文学的不满与批判，正是孕育新质的开始。维新派矫枉过正式的激愤之辞，很快便为理性的思考所取代。他们随即发现，彻底抛弃与摆脱母体文化与文学，是绝计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着的传统文学体系，于中输入新的能量与物质，改变其旧有的饱和僵死状态，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机制。维新思想家们开始了各种尝试。严复、夏曾佑一八九七年合作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的研究。文章把人和人性看作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人性的共同点在于“崇拜英雄”，“系情男女”。中国古典的说部、戏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人所喜爱的程度远

29、远超出圣经贤传及一般史书，关键在于它反映了“英雄”、“男女”这些普遍的人性，这便为小说、戏曲的升堂入室找到了理论支点。谭嗣同、夏曾佑试图向旧体诗发动冲击，他们袭用格律诗的形式，撷取佛教与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掺杂以科学术语及外国语译音，作出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一类“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诗派。梁启超以半文半白、亦骈亦散、中西兼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鼓吹变法维新，其文赢得“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致熊纯如信）的赞誉，使一切古文派相形见绌。维新思想家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实践，为文学改良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

30、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来。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欧、日本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的，充分表现出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创造进取风貌的热切追寻。以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国人编造了许多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这种“求新声与异邦”和“托外改制”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并促进了域外文学的介绍与引进。维新思想家、文学家的种种努力，终于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纷纭呈

31、现，给文坛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喧嚣与骚动：随着“进化如飞矢”到唾弃，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以表现人类共性的多寡和方式轩轾小说、戏曲与史经贤传，梁启超以薰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都是以情感作为其立论支点的。稍后，至系统地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其对情感说的认同则表述得更为明确：“若知识、道理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已

32、接近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的超越。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而小说戏曲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传统文学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问题小说，社会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创作方法的区分与文学批评的更新。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与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

33、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对峙、双水并流，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了创作的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批评家从被封建士大夫目为诲盗诲淫的水浒、红楼梦中发见了民主民权与反封建道德的思想倾向，同时，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也开始引起批评家们的兴趣。现代悲剧意识的萌生。在戏曲界革命的谈论中，蒋观云以西方戏剧作为参照，指出我国戏剧界的最大遗憾，在于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因而热情呼唤“陶写英雄之力”的悲剧在中国早日出现，以传达民族蒙难时

34、期悲壮的美感与崇高感。这种对英雄悲剧的呼唤与时代的牺牲于尚武精神取得了完美的和谐。几乎与蒋观云同时，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也吸收运用了西方悲剧观念。但他较多地接受了叔本华哲学思想中悲观主义成分，用生活、欲求、痛苦无限循环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和描写人生悲剧的作品，更赞赏悲凉的美感。他们对悲剧的召唤和对悲剧意识的阐发，无疑开现代悲剧意识的先河。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语言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变革中最稳定与最保守的因素。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人们对文言文合一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日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

35、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新民为目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初步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一切进行的都是那么匆忙，时代并没有留给他们从容思考与审慎选择的时机，维新派思想家、文学家凭着创造的热情和破坏的冲动，把文学庞大的支架建立在新民救国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而当社会政治发生急骤变革，迫使他们退出政治与历史的中心舞台时，他们的文学大厦即开始倾斜。历史把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后来者。三、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在

36、维新思想家惨淡经营与新民救国运动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成长壮大之中。他们出于对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投降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热切向往，提出了不同于维新派的救国方案。他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决心以暴力、流血的方式，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新型的中华共和国。以救亡为出发点的队伍迅速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下集结，而三民主义的内容很快被凝聚和简化为最能煽动起人们行动热情的口号“反满倒清”。华夷之辨、种族革命、天赋人权、无政府主义诸种学说与思潮，奇特地混合起来，成为各色人等反满倒清的思想支点。用暴力

37、与流血推翻现有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热潮顿然使维新派新民救国主张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失去其原有的号召力。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但刚刚树起的共和国旗帜也在风雨中飘摇。革命派“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清王朝刚刚落地的皇冠，使人垂涎。这便有一幕幕复辟丑剧的演出。革命后的失望、苦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射来的阴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灰冷的色调。而冲破这层灰冷，给人们燃起新的希望之火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新的思想启蒙补救暴力与流血留下的缺憾。承继近代思想先驱者的精神，他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召唤更具有平民色彩的国民运动，而把伦理之

38、觉悟看作是国民“最后觉悟之觉悟”，以人权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冲击与撕破缠绕在国民个体身心之上的有形或无形的封建网络，以个体的新生，赢得民族与社会的新生。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着纷纭繁杂，多元对峙的局面。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遭到唾弃，但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促进国民觉悟，达到救亡目的的文学发展趋势并没有被遏制。革命派中的一些作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黄小配及南社早期诗人，无不热情地以文学鼓吹革命。与革命派具有浓郁社会功利色彩的文学观相反，王国维则以非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以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反对把文学当作道德与政治

39、的工具。维新派编造的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更多了解而逐步消失，但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引进、介绍却方兴未艾，并逐步走向系统化与有选择地进行，东欧与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受到了注意。与此同时，以“保种、爱国、存学”相号召的国粹思潮喧嚣噪起。国粹思潮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认同与弘扬，它具有“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的积极作用，但也明显地带有复古与盲目排外的思想情绪；在叱咤风云，倡言革命的诗文中，屈己就群，轻抛头颅，以词笔换兜鍪的群体意识与尚武牺牲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具有更深沉冷静思考的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则更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更

40、急迫地呼唤精神界的战士，更热切地期待尊个性，排流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洋溢着自由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宏图初展但命运多乖，帝制的阴魂未散却已失去人心，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尚未建立，旧的社会图景失去诱惑而新的仍显得朦胧。复辟丑剧与军阀割据愈演愈甚，给革命前驰骁战场的斗士带来心灵上痛苦的颤动。世界性的战争，冲击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信仰堤防，使他们顿生“十年一觉邯郸梦” 的感慨，而将社会进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但持续数十年的思想启蒙不会一无所获。经受欧风美雨洗礼，感受到封建制度灭亡快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还年轻，他们绝不肯轻易放弃对新世界新生活的追求。近代社

41、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和探索的广阔道路。在文学创造活动中，五四青年群体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烈的态度抨击旧文学，同时又以无比的热情呼唤新文学。他们同封建的载道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中走出，他们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与表现手段，在各自深切感受过的人生领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以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风貌。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以五四文学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大踏步推进。近代文学家对文学的彻底突破和根本转换的期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得到了落实，而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前奏、积蓄

42、和准备。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始终。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杀过影响与制约着近代文学家的情感范围与审美系统。他们的体验、感知、想像、创造都无法摆脱政治、思想、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代作家与文学流派，由于政治信仰、艺术造诣、审美情趣的不同，各自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风格与流派风格。但如果我们超越对具体作家、流派风格的考察，而着眼于宏观的、历史层次的把握，则可以发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躁厉，终至于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一块块地剥落，封建政体千疮百孔，祖宗成法屡试

43、不灵，内忧外患纷扰不已。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着一代诗人的情怀。由历史盛衰对比所带来的沧桑之感，由民族耻辱所激起的忧愤之怀，由补天无术所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封闭着的封建文化体系，使他们不得不在民族的本源精神中寻求支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厚人伦，移教化，美风俗”的古训仍被作为其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准则，屈原式封建士大夫的忠怀孤愤，于他们仍具有强大的人格上的支配力量。他们不满于社会现状却没有力量改变它，他们觉察到封建大厦的岌岌可危却不得不全力扶持。他们的歌唱，充满着悲痛忧愤的情调，显示出一种沉郁而又有几分悲

44、凉的美。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革命派满怀激情，全力以赴地为他们认定的政治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恢宏气度。他们为古老的民族与国度，偷运来再生的火种。他们把文学作为救亡与启蒙的号角鼙鼓，为奋起前行者助威，使昏睡迷惘者清醒。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崇高的英雄感，透露出民族再造的自信。文学在他们的驾驭之下，勉力分担着时代的重任，显示出昂扬躁厉的风度，是一种单色而富有力度的美。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触动封建文人的怀旧意绪与凄楚情怀。他们以悲怆低咽的基调，抒写着故国铜驼神思，麦秀黍离感慨。随即，他们又参加了保礼保教、维护

45、封建伦常道德的合唱。然而这些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面前，他们的言行显得那样颟顸、迂腐。五四青年群体以敏感的心灵感应着新生活的召唤，他们以狂飙般的热情讴歌生命，讴歌青春，讴歌爱情，讴歌自然。他们对昨天不屑一顾，而对明天则充满着渴望，他们对传统投去鄙视的目光，对创造则倾注着全心的向往，他们以具有浓烈个性色彩、表现人生价值和生命骚动的作品，取代了维新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揭示单一政治主题的作品，以冷隽、率直、真诚、抒情、富有哲理等多样的文学风格取代了前十几年间流行的由热情自信、历史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凝聚而成的悲壮崇高的文学风格，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明朗乐观的色彩，是一种

46、斑烂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美。在痛苦选择中演进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表现的深刻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近代中国文学，其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过渡转折时代所特有的矛盾性、复杂性与多重性。只有基于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思潮流派、文学家、思想家的功过是非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全面认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和演变的一般规律。进而阐明从近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一、近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近代中国文学的

47、复杂性。近代中国社会，为各种思想观念、文化意识、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充分活动的大舞台。正如我们已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是全面危机与思想文化变革导致的自觉过程与必然产物。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矛盾也必然从各个侧面，以各种方式投射到文学之中，一个动荡而充满矛盾的时代，必然也会产生充满矛盾的文化与文学。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描述外在的思想、政治、文化形态的复杂性而专注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型的话，我们无疑会发现形成近代文学复杂性的深刻心理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与民族的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显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交汇日趋激烈的近代中国，作为文学实践与创作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其文化选择的心理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了极为驳杂、矛盾的历史风貌。面对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挑战面前的艰难处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表现了三种明显差异的心理价值取向。他们或以板结的思维心理定势看待日益蓬勃发展的西学东渐浪潮，死死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在承认中国技艺落后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的巨大优越性，在文化选择中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不仅承认中国技艺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与文学皆不如人，试图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力量，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毫无疑问，这三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