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中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交会的贸易习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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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通中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交会的贸易习惯【摘要】广交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早期广交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积累交易经验,形成一种特有的贸易习惯。这种习惯以“统一对外”为特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交易团统一领导,各口岸协调报价,以统一的价格面对外商。广交会从客户和商品两方面建立中外商业的联系。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广交会偏好一些稳定的客户,也会为发展新的客户而做一些调整。其推销的策略可以是主动降价提供优惠,也可以是缩减供货量以维持价格水平,或是推动多个报价相互竞争等。推销的策略主要考虑每一类商品当时的供求关系如何。广交会也收集外商对出口商品的反馈,改进或创新产品,并
2、且深入研究对待客户的各种策略。香港等外销地区的消费趋势引导出口商品的设计和生产。这些贸易习惯围绕出口商品的定价和制造展开,体现了外贸当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关键词】广交会;贸易习惯;统一对外;出口贸易;社会主义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自1957年创办以来,一直是新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渠道。至20世纪60年代,广交会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是在每一届广交会之后,由交易人员总结而来,代表了每一年较为成功的经验。这些工作方法逐渐形成了广交会特有的一些贸易习惯,为当时的工作人员所掌握,并运用于交易活动当中。这些工作方法蕴含了当时外贸部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的设想,同时反映
3、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广交会是一个启发思想的场合。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去广交会之前,对外贸工作的意义不理解,在参加过实际的外贸活动之后,才逐渐转变思想。曾参加过1971年广交会的某个干部谈到,自己过去对外贸工作看不惯。他认为,参加革命二三十年,就是要革资本家、帝国主义的命。怎么现在与这些高鼻子、大肚子的资本家做交易,感到想不通。但是他也逐渐意识到,广交会的工作能扩大中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打击反动势力的污蔑。多换外汇能支援国际革命,有利于开展人民外交,推动建交,推进反帝统一战线,换回物资。这些思想认识要从实践活动当中得来。只有亲身参与过广交会的实际活动,才能理解其交易活动的意义。早
4、期广交会的贸易习惯,是在实践活动中塑造社会主义式的价值取向。现有研究对于早期广交会的商业实践和习惯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本文通过考察广交会的具体交易活动来分析其贸易习惯。早期广交会重视统一领导,“一致对外”的做法最能体现当时外贸部门对社会主义商业的理解。广交会上与外商商议价格的过程,体现了广交会为增加出口贸易的成绩而不断思索。中国外贸的扩展,需要发展新客户,通过细致的客户工作来巩固贸易联系。广交会上与客户的互动,也是商品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广交会力求研读国外市场的需求与动向,从而更好地改进出口商品。这些贸易习惯来自广交会多年的工作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式的工作方法。一社会主义商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5、义的思维和做法在全国不断宣传、推广。广交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以社会主义的理念来加以规范的。广交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体现在他们交易时的做法当中,可以说是一种内部行业规范。因为是工作人员的内部规范,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只有参加广交会的工作人员才能有所体会,外人很难意识到。社会主义式的内部规范是为了抑制内部竞争。广交会的交易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口岸,都有完成本地推销的任务。如果不同口岸之间经营类似的甚至同种的商品,自然会产生一些竞争。这种口岸之间的竞争,影响到内部工作的正常进行。1958年春季的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会展期间,各口岸都想自己谈判、自己出口,对外地同事缺乏信任
6、甚至相互盯梢。某些口岸垄断谈判,缺乏为全国服务的精神。交易团内各地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气氛,有的私自找商人谈生意,或者降竞销。这种相互争夺被外商称为“社会主义式的竞争”。成交之后,各口岸关于出口数量的分配也有很多争吵。各地为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是好的,但是相互争夺生意会扰乱谈判的进行,或是拉低成交的价格,产生额外的纠纷。因此需要树立一种内部的行为规范来管控这种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树立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思想是行业内部教育的重点。广交会内部不断强调自身的社会主义属性,来平息内部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当时被理解成是一种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有自己的优越性,就是计划性垄断和统一
7、对外。“强有力的协作和配合,这种优越性也就是我们在贸易战线上与敌人作斗争的武器”,各口岸的工作人员不能只顾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一对外的原则。这是广交会的基本政策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看来,社会主义商人与资本家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商人有国家整体的观念,服从集体,不像资本家那样为追求利润不择手段、相互排挤,而是要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具体来说,有问题有意见,要在组织内部研究,不能制造不信任的气氛,也不能违反交易团和总公司关于分工的决定。社会主义的立场体现在工作方法的具体要求当中。树立了统一对外的基本原则后,广交会的工作安排方法也有相应的调整。各地工作人员按照商
8、品种类分组,不再强调口岸。交易团统一领导,团内按商品类别分为几个专业小组。小组成员虽然是由各口岸公司的干部参加,但明确规定统一由小组长领导,有关业务问题和干部思想统一由组内处理或请团领导处理,不再由口岸公司经理处理。同时,每个工作小组人员统一任务,各口岸安排好货源,合并货单,在组内部安排成交任务,只有全组的成交任务,没有口岸的成交任务。组内成员详细核对各口岸商品的出口价格和掌握幅度,并对样本评比商品的品质差价。每个商品小组的组长掌握各口岸商品情况和价格,在裁判时能做到统一介绍,统一成交。这种编组方法使得各地工作人员加强协作,相互协调。在具体业务中,主管不仅向客人介绍本口岸的商品,并以同样的热情
9、介绍其他口岸的商品。某些成交商品按口岸分配数字时,都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如对苏丹、锡兰成交的练习本,上海口岸生产这些练习本比较有利,广州口岸主动将分配的数字让出一部分给上海口岸执行。又如,上海、福建口岸主动调拨部分纸张给广州解决电源生产的包装材料。广州向上海、天津调拨钢琴零件,使钢琴质量能符合商品品质规格,促进成交。这种协作精神在当时被称为是一种共产主义思想品格。不过,因为商品定价必须经过小组统一讨论才能确定,这样无形中增加了谈判交易所花费的时间和步骤。因此统一对外并非最有效率的工作方式。而有时为了迅速完成交易,违反统一对外的事例仍有发生。在1958年秋季广交会上,天津飞鸽自行车
10、从质量和国外价格水平来看,在新加坡的售价应该提高,但天津杂品出口公司不等商品小组研究新价格,即按旧价每架40.25叨币抢先与新加坡客户成交400架。又如吉他原是广州经营商品,但上海在1958年开始也有生产经营,质量比广州更好一些。因为吉他在国外畅销,为了能把货卖出去,及早完成任务,就按广州价格,把客户拉过来买自己的商品。这样在实际上降低了出口价格,也影响了广州的交易。类似这样的地方本位思想没有完全消失。二价格斗争广交会最关键、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中外双方的价格谈判。广交会以中国出口为主,中国是卖方,外商是买方。在价格谈判中,中国作为卖方,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让中国的产品卖出好的价格;二是要完成
11、既定的销售指标,把带来的货单卖出手。这两个目标有时会相互矛盾,因此需要一些平衡性的考量。一些工作报告总结认为,早期广交会上存在一种价格偏低的倾向。在19571958年的广交会上就有这种看法。其原因是,当时是广交会初创阶段,经验不足,许多中小商品花色品种繁多,品牌尚无知名度,难以完全适合国外行情,且面临国外市场竞争。因此,广交会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只有低价才能打开市场,依靠价格差来刺激国外客户购买。但是,低价并不总是有效。有口寺价格不断降低,销路并未打开,生意依然难做。1958年秋季广交会开幕后,外商普遍提出自己不远万里而来,在价格方面要求优待,“一时九五折之声,到处都是”。对此,1958年秋
12、季广交会决定尝试新做法,维持价格并稳步抬升,以抵御外商压价的习惯。这也是“统一对外”原则的体现。只有全体人员步调一致,才能把价格抬上去。面对“打折风”,全体人员沉住气,向客户讲道理,这阵风就过去了。广交会的会期为1个月,中间有高潮时期也有低谷时期,价格谈判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需要耐心。1958年秋季有一名马来西亚的印籍商人,杀价作风强硬,锚铢必较,谈判无结果。直到其离开广州前夕,中方交易员又主动提出询问,给他台阶下,他就按中方的价位成交了。每届广交会的进度不一样,有些年份因为价格谈判僵持不下,到大会末期才有成交高潮。为扭转低价局面,中方在会前就有所准备。对于有国际价格可做参考的商品,会前就
13、会决定一些策略,做试探性提高,摸索前进。1958年春季,英国玩具商柯温曾取得独家代理的包销合同,计划在1958年完成20万英镑的销售额,但是执行情况不佳,半年只完成3.5万英镑的销售额。当年秋季柯温再来广州,中方决定对他提高价格,修改合同,但又要做成生意。柯温直至大会末期才姗姗到来。他到会后要求延长包销合约5年,并表示不能接受秋季的新价格。双方激烈争执。最后中方对已经成交的品种放弃提价,而对尚未成交过的品种重新定价,实现了提高价格的预定目标。最终的成交情况仍然很好。这说明,适当提价,也能促进成交。广交会的优势是中外双方见面交谈,中方人员可以通过观察来判断外商的购买意图。如果外商对某种商品明显有
14、采购意图,中方可以尝试将价格推高一些。1958年秋季,一位荷兰商人对竹制玩具很感兴趣。中方交易员了解到竹料在欧洲很名贵,而此类玩具又是手工制作,因此卖出很好的价格。广交会的定价需要考虑国外市场同种商品的行情。对国际市场的行情调查得越清楚,就越容易找到一个适合的价位。如1962年春季茶叶土产公司研究苦杏仁和巴西、日本薄荷脑的产量,以及我国货源的情况,认为在广交会上能够成交的数量较小,开价不宜过高,最好以稳定的价格成交。这样,日后有更多货源推出时,价格不会大跌落。薄荷脑有客户开价45先令/磅,广交会以原定38先令起价,最后以40先令收盘,将原定数量全部卖出。价格的涨落总是发生。广交会也是要在市况允
15、许的情况下卖出好价,而到了市况跌落时,主动降价也是常见的策略。如果主动降价能带动销售,完成销售任务,那么降价也是必要的。价格要降到什么程度,仍然需要研究当时的市场价位,特别是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从而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1962年春季广交会上,中国桂皮出口价高出印尼产品63%,香港地区市场上推销困难。在摸清市场行情后,定价由330降到220,并保持与印尼货高出20%的价位。同时为了激励香港客户的积极性,交易员选定两家主要客户,告知他们抓紧将库存出清,然后按新价格签约。此次降价反映良好,成交1300吨,高出原估计的600吨。这一届的药材也面临同样问题,香港地区库存量较大。因此选择降价的时机很重要。
16、如果广交会一开幕就宣布降价,会进一步加剧滞销局面。因此开幕后暂时宣布不动,让港商卖掉300万港元的库存。直到闭幕前两天邀请药材商座谈,然后宣布降价,降幅38%。对调价前成交合同的价格差额,由茶叶土产公司补价或以其他品种补足,做到先买后买都不吃亏。港商库存损失也做了安排,给予一定照顾。市场反应较好,估计调低后的价格在年内可以稳住。对市场行情的研究有时在广交会开幕后完成。因为当时收集外国市场信息较为困难,而且行情变化迅速。广交会要利用到会外宾带来的信息研究真实行情,因此有时要在广交会过程当中进行调查研究。1966年春季广交会前,槐米价格发生剧烈变化。前一年成交价格是380,而开幕前香港地区市场已涨
17、至每吨1700,而且有价无市。开幕后,土产公司决定先不谈交易,对香港、日本、欧洲三个市场做调查研究,摸清销路,最终定价750,销出655吨,推动成交。有时市场变化迅速,需要多方调查,才能把握准确的动向。蜂蜜是中国一大出口商品,而且与阿根廷等国构成竞争关系。1966年春季广交会前,有传闻阿根廷蜂蜜由往年的3万吨增产至4万吨。而开幕后了解到的实际信息是阿根廷蜂蜜当年减产为1.5万吨,价格上涨10。此外,其他蜂蜜产地如澳大利亚以及西欧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歉收。因而土产公司将中国蜂蜜价格提高810,达成5300吨交易。除会上面谈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收集渠道,例如驻外使馆的商务参赞处,驻香港商业机构华
18、润公司、德信行等,以及中国银行各支行。给国际性强的商品定价需要独立的见解,对价格与市况有清醒的判断,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1961年春季广交会前,从美国市场的参考价看,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偏低。但是广交会研究认为,美国当时可卖的货并不多,市场行情仍然会涨。因此粮油公司以调高的价格报给客户,打破了日本客户的观望心理,纷纷成交。三、寻找和挑选客户广交会的客户来源广泛。广交会不同于百货公司等待顾客上门,它主要面向经销商。每年开会前需向外寄送邀请函,因此广交会有必要研究客户的背景、经销能力等情况。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外贸由国营的专业贸易公司进行。这些公司掌握客户名单,决定每年邀请的对象,然后由广交会向外
19、发出请帖。有些年份会有具体的国别政策,不邀请或较少邀请某地客户,这一政策由外贸部制订并下达到各单位执行。邀请名单完成后,港澳地区名单要由驻港机构华润公司和驻澳门的南光公司复审,由当地中华总商会代发请帖。日本友好商社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以贸促会、广交会的双重名义,从北京发请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客户,由广交会直接从广州发请帖。各驻外使馆也可以向广交会推荐有意向的外商。早期广交会的贸易重点地区是香港,因此驻港机构如华润公司,在邀请客户方面起到很大作用。1960年秋季广交会,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主要依靠华润公司组织客户来会。华润公司在会前就派人到各口岸研究具体客户和货单安排,以及谈判方案。开幕后分批组织
20、客户到会,大大加快谈判成交进度。香港虽然是机械公司的主销地,但市场容量有限。华润公司也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马泰等尝试一些转口贸易。华润公司常年在香港从事经济联络工作,因此诸多外商通过华润,甚至是通过第三方与华润建立联系,进而寻找参加广交会的机会。1961年8月间,卜内门洋行向华润函称,愿意介绍英国钛制品公司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当年秋季广交会。华润公司因而致信广交会主办方,询问是否邀请该商。除介绍、联系客户外,华润公司也参与研究定价、货品分配等活动,配合各口岸一致对外。以纺织品交易为例,在广交会前,纺织品总公司召集各口岸及华润纺织品部有关人员开会,共同审定广交会新品种的价格,复核会前成交品种价格,
21、做出广交会价格方案,制订主要品种的价格明细表,作为广交会期间各业务人员掌握执行的依据,从而减少临时核对价格的麻烦,各口岸也能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如香港成记公司包销上海、天津、山东生产的人造丝羽纱,1963年春季广交会前,各口岸公司与华润共同研究,预先做好了口岸之间的品种比价,确定数量、价格,指定专人谈判,不仅达成交易,而且争取了更好的价格。为区分每家外商的营业能力和专长领域,广交会以专业的方式对其进行研判。以日本商人为例,他们自1961年起参加广交会,到1962年时,中国茶叶土产公司就对这些日本客户形成了一定的了解,把他们进行归类。如松香集中由东邦、和光、羽贺几家来做。干果由汤浅、三昌、丸一来
22、做,废麻类以日信、和光为主,桐木以第一通商、建兴为主,这样做对做长期交易和稳定销路有很大好处。发现新客户需要中外双方的配合。客户关系的确立,需要交易双方进行良好合作。1965年2月间,广东省土产公司收到埃塞俄比亚客户ISrae1.BaninMaha1.1.a来信,表示非常希望参加当年的春季广交会,希望中方尽快发给邀请函。该商户是广东土产公司的新客户,1964年曾成交烟花49箱。但由于中方船运不便,发货延迟,导致信用证一再延期,但该客户十分配合。考虑到曾经的合作较为舒畅,广东土产推荐广交会邀请该商户。交易历史和合作态度是广交会衡量客户的重要标准。中国产品畅销各国,客户甚多。因此广交会需要对客户进
23、行分类安排,尽量满足多数客户需求。1964年春季广交会上,法国客户购买中国绿茶销往西非的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这是几家经营转口贸易的大型法国商号,如永兴洋行、工商、苏里士等。谈判开始时,永兴洋行提出签约的先决条件,即中国不与西非客户直接联系。这样他们可以维护自己在西非茶叶贸易中的地位。不过因为广交会与非洲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中方拒绝了这个条件,先与法国工商、苏里士签约,继而与法国永兴洋行进行“斗争”,最后达成了交易。后期到会的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茶商,中国茶叶土产公司有预留的货单,也做成了生意。对于众多客户,广交会力求做全面性的安排,既要利用大户做集中性的业务,也照顾中小户在本国的小包装业务,保
24、持众多客户的积极性。虽然广交会当时主要经营出口业务,但是前来参会的一些商户是兼做进出口的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在购买中国产品的同时,也希望中方能买一些他们的产品。为了巩固客户关系,中方会进口一些有需要的产品。法国勃郎比拉公司是工艺品领域的重要客户,1964年春季广交会上该公司签订了大量的陶瓷、抽纱台布、草提篮、草拖鞋等产品的法国代理、专销协议,并且介绍了其他法国百货公司来广州选购产品,为中国工艺品在法国市场推销开辟新路子。中方也按照本国需要,向该公司购买了亚麻布六万码,绣线五千包。这些进口的产品可以用于生产更多抽纱制品,以进口带动出口。四、会场造势与心理策略为促进成交,广交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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