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docx

《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docx（46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摘要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对这场变局的根源探讨众说纷纭，对其前景的预测也各异其趣。本文在概括当今时代主要深刻变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处于该体系的核心力量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部分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阻止体系内的权力变迁的持续，尤其表现为基于主权原则的开放交流日益被保护主义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意识所取代，从而导致时代巨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为结束国际社会大变局带来的混乱并重构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将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非

2、激进主义的方式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新殖民主义，并促进开放性主权原则的发展。关键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新殖民主义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全球南方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以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为代表，世界几大主要力量间的冲突和对抗急剧上升，地缘政治竞争似乎成为大国关系的突出底色。此外，幺签济全球化被各类保护主义政策所戕害，若干排他性国际组织正逐渐超越世界贸易组织等开放性国际组织而成为另一种国际潮流。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力量正在一些国家兴起，有些对其国内和所在地区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上述不同层面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正进入一个相对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本文基于宏观层面时代剧变的主要表

3、现，尝试从理论上阐述造成今日时代剧变的根本原因及重塑世界秩序稳定性的可能途径。本文认为，如今各国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导致该体系不稳定，由此，作为该体系“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固有的国际社会基本面貌。这也意味着，当今世界某种程度的失序实际上正在改造以新殖民主义体系为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其更加公正与合理。在世界秩序重塑及重新走向稳定的过程中，全球南方将具有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并发挥独特作用。综上所述，本文将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征；第二部分阐释当今时代变局发生的两个维

4、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当今时代大变局的逻辑或根源，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各自的变动及双方互动稳定性的坍塌；第四部分将探讨全球南方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地位和局限性。在结论部分，本文将表明，未来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重塑可能只能采取非激进主义方式，通过改造新自由主义及巩固“开放性主权”，以逐渐颠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核的新殖民主义为最主要目的。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征有关当前世界巨变的论述汗牛充栋。整体上看，中国学者着重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角度讨论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及其引发的后果。譬如王健等认为，“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变

5、化密切相关，权力决定格局，格局制定规则，规则形成秩序。以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全球南方(GlobalSouth)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整体而言，中国学者较为重视力量变迁及其后果。王健，任琳，吴洪英，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J.西亚非洲，2023(6)：333+159160.另参见：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4)：6478+13613；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J.国际观察，2022(6)：2353；韦宗友.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Z.作者参加南京大学亚太发展

6、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钟山论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赵洋.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J.国际论坛，2021(5)：323+155；蔡拓，张冰冰.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一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辨析与反思J探索与证明，2022(7)：3146+177.西方学者则较强调国际秩序的改变，关注西方自由主义秩序遭受的冲击，及由此带给西方社会的影响，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就声称西方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遭遇“权威危机”GJohnIkenberry.TheFutureof1.iberalWorldOrderJ.Japanese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201

7、5,16：451.另参见：ConstanceElaineDuncombe,TimDunne.After1.iberalWorldOrderJ1.InternationalAffairs,2018,94：2542；RiccardoAlcaro.ContestationandTransformation：FinalThoughtsonthe1.iberalInternationalOrderJ.TheInternationalSpectator,2018,53(1)：152167.。概言之，中国学者抓住了国际转变中的动力因素即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西方学者则着眼于国际秩序等更为软性也更为直接的变化的表

8、现与后果。根据目前学术界对国际大变局的众多论述，本文将“国际大转型(greattransformation)大转型最初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的书名，论述了市场经济兴起期间英国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如今，这一词汇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如今世界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参见：IanClark.AnotherDoubleMovement,：TheGreatTransformationaftertheColdWar?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01,27：237255；MichaelCox,TimDunne,Ken

9、Booth.Empires,SystemsandStates：GreatTransformationsinInternationalPoliticsJ.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001,27(5)：115.或“百年未有之大燮局”早在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参见：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EB01.新华社(20171228)20231029.https：/?i

10、d=1588025035081551178fewfr=spiderfefor=pc.的主要表现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格局是对国家间力量对比的陈述，国际社会的力量分配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或秩序。如今，国际社会长期固有的力量分配已被打破。这一变化尤其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整个西方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持续上升。如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基本追平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意味着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上升将转变为国际社会一股新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力量

11、从而对西方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优势构成挑战。中国是上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最为突出的案例。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一部分，还意味着一种古老的国际现象一一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一一的出现，GrahamAllison.TheThucydidesTrap：AretheU.S.andChinaHeadedforWar?EBO1.TheAtlantic(20150924)20231017.http：/周琪.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显现全貌J当代美国评论，2022,6(4)：5278+120121.,包括实施对华经贸关系“去风险”,在经贸、科技、教育和人文领域减少双边交往，从而使中

12、美博弈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美国对华政策中对抗性成分的日益增长源于中美实力对比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感到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这一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的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认知的变化是美国大幅改变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并没有导致北方国家或西方对全体南方的敌视，或使美国采取类似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来针对绝大多数其他南方国家。这可能反映出，对西方而言,其他南方国家崛起较之中国崛起对于国际格局改变的意义有所不同。即使部分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也可能只改变力量分配，不太可能快速或顽强地改变固有国际关系中包含的国际规则。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

13、中国力量崛起具有特殊性，它会“削弱自由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影响”BruceJones,AndrewYeo.ChinaandtheChalIengetoGlobalOrderJ.InternationalJournalofAdvancedResearchinGlobalPolitics,GovernanceandMangement,2023,4(1)：8082.,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由主义秩序。ChristopherAMcNally.ChaoticMeIange：Neo1.iberalismandNeoStatismintheAgeofSinoCapitalismJ.ReviewofIntern

14、ationalPoliticalEconomy,2020,27：281301.因此，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会改变西方所坚持的国际交往原则或西方主流价值的影响力，以及固有的国际秩序，然而大多数其他崛起中的南方国家并没有这种意愿或能力。(二)国际交往原则的变化国际格局或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只反映出国际社会中物质因素分配的变化，但若力量对比没有改变国际秩序中的国际交往原则，则从宏观上看并不具备太大意义或影响。因此，国际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基础性的但并非最深刻的国际社会变迁，最大的改变来自国际交往原则或方式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很快接受了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了的国际经济。在所谓西方赢得冷战的

15、基础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高呼“历史的终结，认为“经济增长需要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发展”。Pierre1.emieux.Fukuyama：InterestingBooks,WithSomeBaggageJ.Regulation,2022,45(3)：4853.现实中，包括中国在内受困于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都踊跃加入支持自由主义经济的世界贸易组织，并支持本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鹿野.回眸社会主义国家与世贸组织及其前身的关系EB/01.搜狐网(20171206)20230929.https：/Thomas1.Friedman.TheWorldis

16、Flat：ABriefHistoryoftheTwentyFirstCenturyM.NewYork：Farrar,StrausandGiroux,2005.然而，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实施以对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对外经贸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全球化就已受到严重削弱，尽管之前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但基本限于市民社会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抗议。AdamWarner.ABriefHistoryoftheAntiGlobalizationMovementJ.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1.awReview,2005,12(2)：237267.然而，当全球最为强大的贸易和投资实

17、体开始在官方层面实施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时，国际社会的经济自由主义精神就此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且对自由主义精神的逆反也被传导到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引发全球性的逆经济全球化潮流。时至今日，美国政府正实施更为保守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华经贸“脱钩”或“去风险”政策，在高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政策，以及通过针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措施，如推出通胀削减法案(TheInflationReductionAct)等；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的欧盟即通过诸多技术性壁垒来保护自身市场，如实施“外资审查机制”、收取“碳边境税”、实施对华经贸“去风险”政策DaliborRohac.TheEUandAmericaAreS

18、lidingintoProtectionismEBO1.(20221203)20231102.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theeuandameriCaareslidingintoprotectionism/.等。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及其“外溢”效应的终止或减弱，地缘政治竞争或对抗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西方社会开始鼓吹和追逐地缘政治优势。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一直是地缘政治行为体，从未放弃过在不同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主导权，比如对运营海外军事基地的痴迷，以及近些年来在印太地区挖掘战略潜力。另外，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主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尤其试图通过概念化“民主

19、一威权”的叙事来构建类似冷战的全球性意识形态对抗，从而在政治和安全优势的争夺中增加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势的竞争。欧盟则受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的爆发刺激，开始向“地缘政治力量”身份转化，Sebastien1.umet,EliePerot.EuropesGeopoliticalNecessityJO1.InternationalePolitikQuarterly,Mar02,202320230605.https：/西方地缘政治竞争是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背离，也是对后者日益衰退的反应。最终，它在快速改变固有的国际交往原则，一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交往方

20、式(在一定意义上曾被西方称为“华盛顿共识”)逐渐被地缘政治竞争、对抗意识和政策手段腐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西方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和实施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的手段被宣称为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途径。因此，西方实施的手段和所宣称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这令人相当困惑，也导致目前国际社会的不稳定。(三)新的“政治繁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现出严重“衰败”，民众参与“选举政治”的热情日益缺乏。然而，伴随国际关系重大变化的是全球主要力量的内部政治光谱在变换，尤其体现为“身份政治”的兴起和“极化”现象的产生，它们在整体上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导致新的政治的“繁荣”。身份政治(identityp

21、olitics)的发展在西方社会日益流行。“身份认同已成为西方式民主社会中最两极分化和最冲突的术语之一”SimonBein.TheDysfunctionalParadoxofIdentityPoliticsin1.iberalDemocraciesJ.ZeitschriftfurVergleichendePolitikwissenschaft,2022(4)：221246.,它倾向于内向的、将认同范围逐渐缩小的、希望回归传统的身份重塑，在此过程中，政客利用民众情绪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并煽动这种情绪在民间不断发酵以谋取在权力舞台的更高地位。身份政治的繁荣在西方的典型表现是民粹主义(populis

22、m)的兴起。尽管民粹主义的起因有很多，MichaelCox.UnderstandingtheGlobalRiseofPopulismXZO1.1.SEIDEAS(201802)20231015.https：/www.I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1.SEIDEASUnderstandingGlobalRiseofPopulism.Pdf.但它在西方发展的后果大同小异，即倾向于一种更为狭窄和传统的身份认同或“加剧的身份分裂”，及对外部影响的深恶痛绝。Andr6sVelasco.PopulismandIdentityPoliticsJ.1.SEPu

23、blicPolicyReview,2020,1(1)：18.身份政治不仅在西方大行其道，也成为非西方社会的重要现象。WalterRussellMead.IdentityPoliticsGoesGIobal：MultiEthnicStatesfromSouthAfricatoCentralAsiaAreStartingtoComeApartEBO1.TheWallStreetJournal(20210906)20231005.https：/articlesidentitypoliticsglobalSouthafricanationalismnigeriacameroonsudanjihadis

24、tsectarianconfIiCtviolenceethniccleansing11630959591.基于主权的、民族的和排斥被外部影响的思想观念在一些非西方国家逐渐流行，可能会被包装上“爱国主义”或本土宗教的合法外衣，并充斥在文化、艺术、媒体和政策领域。换言之，非西方的民粹主义力量在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包含着明显的反西方色彩。在身份政治流行的时代，政治极化(politicalpolarization)成为必然后果。极端政党正崭露头角，甚至大行其道，不断通过侵蚀传统政党的影响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o极端政党正严重改变所在国家的固有政治生态，西方政治正被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25、叙述束缚，传统的左、中、右政党被极端政党塑造，否则将难以赢得公民选举。简军波，方炯升.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7(1)：161174.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民粹主义唤醒了许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公民的政治热情。在非民主国家，政治极化现象尽管不太表现为极端政党兴风作浪与传统政党被迫转型，但体现为极端政策尤其是保守政策的颁布，比如对传统的痴迷、对爱国主义的扭曲性强调或对本土宗教主义政策的支持等。(四)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变化显而易见，单纯科技发展无法改变时代特质。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科技对人类社会时代特质最大的改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

26、决定着国际力量的重新分配及其使用。这意味着，科技鸿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国家间的力量鸿沟。因此，科技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的动力，而是国际社会对科技发展的运用(包括垄断)会带来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DWDrezner.TechnologicalChang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J.InternationalRelations,2019,33(2)：286303；余南平.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封国际关系的影响探究J国际问题研究,2023(4)：7996+137.如今，大多数高科技都会显著地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像美国这样掌握最多高科技的国家正试图压

27、制中国等国家获得更多技术发展能力。如果压制是成功的，美国将仰赖高科技优势而持续保持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综合实力，这将显著决定国际秩序的未来。反之，如果压制失败，也会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会明显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时在知识产权依然受到严格保护、科技转移在特定国家间存在强大的政治和技术障碍、科技运用的道德要求存在国家间差异时，科技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或塑造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对国际格局造成影响。二、理解国际大变局的维度之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述内容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征，若探究“大变局”的根本原因或实质，应从下述两个维度着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

28、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其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世界秩序的物质基础，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整个世界秩序的上层建筑。(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当代世界秩序奠定物质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是按照同心圆组成的等级体系，处于圆心的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力量或国家，围绕圆心的则是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依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有关“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Theory)的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核心、边缘及介于二者间的半边缘。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

29、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DanielChirot,ThomasDHall.WorldSystemTheoryJ.AnnualReviewofSociology,1982,8：81106显然，三重结构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等级秩序(hierarchy),它和现代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anarchy)形成了鲜明对照。可以说，“不论在现实主义学派还是许多自由主义理论那里，无政府状态都被假设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本质区别，而且也是国际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所在“信强.“无政府状态证义J.欧洲研究，2004（3）：28.

30、o不过，现实地看，现代国际关系中因各国实力差异而存在偶发的主导和被主导的国家间关系及由此构成的等级秩序，比如霸权及其扈从所构成的等级状态。但比较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等级秩序大体自发形成，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霸权等级体系却是有意建构。另外，霸权体系所覆盖的国家数量有限，无法将全球所有国家涵盖在内。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等级结构不能简单映射到现代国际关系之上，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在政治上的等级秩序。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给现代国际关系的终极状态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的国家和力量大体也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掌握全球事务议程设定、多边主义主导权和输出

31、价值观、规则和规范的国家和力量。半边缘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明显大于边缘国家影响力。这种有趣的对应关系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物质基础，使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力量大体上也成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二）（新）殖民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核和本质历史地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显著特征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殖民主义性质，是一个殖民主义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就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GurminderKBhambra.ColonialGlobalEconomy：TowardsaTheoreticalReorie

32、ntationofPoliticalEconomyJ.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2021,28：307322.殖民主义贯穿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赞展历史。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起源于大航海之后西方开启的海外殖民和奴隶贸易。据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殖民主义体系可以说开始于1415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北部攻占阿拉伯城市休达(CeUta),“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人探险和控制海外领土的开端”朱孝远.大航海：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EBO1.澎湃新闻(20230421)20231103.https：/然而建立在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

33、经济体系在19世纪末遭遇了严峻挑战：一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殖民地反抗。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开始，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控诉不断，而当这一剥削通过殖民主义体系向全球蔓延后，共产主义运动及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已基本全球化的殖民体系撕开了裂痕。列宁领导的俄罗斯苏维埃革命及随后苏联的建立，撕开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罩袍，这些“摆脱帝国束缚的广泛的全国性斗争将切断西方资本主义获得殖民地超额利润的途径，而大都市的革命工人将粉碎其引擎室中的利维坦”BarnabyRaine.TheAntiColonialRevoltWasKeyto1.eninsVisionofRevolutionEBO1.Ja

34、cobin(20210103)20230925.https：/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2013,118：11051132.,也催生出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沉重打击了殖民体系，尤其为后续的全球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亚非拉落后国家和殖民地迅速崛起，比如,中国和印度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了针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暴力或非暴力反抗，这些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构成了最直接的挑战。在反殖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冲击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被迫作出调整，即二战后的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这表明，残酷地通过领土侵占和暴力胁迫所维持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剥削

35、方式已不得人心，西方殖民者只能以一种更为隐蔽与柔性的方式继续剥削和压迫前殖民地国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有关新殖民主义的最早理论阐述见于时任加纳总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在1965年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OrganisationofAfricanUnity)的序言及其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Neocolonialism,the1.astStageofImperialism)o恩克鲁玛认为，一个国家在理论上可能独立，并拥有主权所有特征，但其经济体系和政治政策却由外部所指导，西方对非洲的殖民控制转向新的方式。新殖民主义理论后来由“依附论”和“后殖民理论”发扬光大，但总体

36、而言，新殖民主义意味着以隐蔽和柔性的方式对他国进行剥削、压迫和控制。从制度来看，冷战期间新殖民主义体系通过两个维度得以建构与巩固：一是欧洲针对非加太集团(ACP)的各项经贸协定的签署，二是美国主导的有关全球贸易与发展援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成立。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欧开始一体化进程，但它从一开始就对与欧洲的前殖民地的特殊经贸关系作了系统化安排，这体现在欧共体在罗马条约中对非洲等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安排(所谓“联系制度”)及后来和非加太集团签订的雅温得协定和洛美协定中。JohanGaltung.The1.omeConventionandNeoCapitalismJ.TheAfricanRevie

37、w：AJournalofAfricanPoIitics,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Affairs,1976,6(1)3342；EbruOgurlu.EuropeanNeocolonialisminAfricaJ.UluslararasPolitikAra瘙塘trmalarDergisi,2018,4(2)：121.通过这些协定，欧共体与非加太地区前殖民地国家维持着新的经贸上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即实质上的殖民主义关系。而美国通过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优势，以发展援助方式向受援国输出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

38、织经常遭遇新殖民主义指控，并且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往往是借款国政治动荡的根源”JoyceChen.NeocolonialismandtheIMFJO1.HarvardPoliticalReview(20211021)20231016.https：/harvardpolitics,com/neocolonialismimf/.o因此，冷战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殖民主义体系转变为新殖民主义体系遭遇了正反两方面的冲击。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对美欧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进行深刻腐蚀、瓦解和突破，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反对美国霸权和欧洲殖民统治，使旧式残酷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其二，欧美在

39、制度上造就和巩固了新殖民主义体系，本质上延续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剥削和压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兴起使欧美主导的、建立在新殖民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真正实现全球化，“尽管经典殖民主义几乎消失，但在世界许多地区，它已被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取代”FaleiroEduardo.Colonialism,NeocolonialismandBeyondJ.WorldAffairs：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Issues,2012,16（4）：1217.O纵观历史，自16世纪以来的全球秩序的物质基础实际上是基于（新）殖民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几个世纪的延续，它从一开

40、始就具有全球化趋势。然而该体系包含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剥削和压迫，处于系统主导地位的力量通过在全部经济活动中依赖暴力或软暴力取得僵势，并依据这一优势榨取本应让被殖民对象获取的劳动报酬和国家财富。三、理解国际大变局的维度之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者发展出了以主权为基础的政治框架和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渊源，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源头来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并非一开始就和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关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源自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源自民族国家主

41、权观念的塑造及其实践，其象征事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TreatyofWestphalia)的签订。因此，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最初在形式上各自独立演化。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新)殖民主义还是基于民族国家而建立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实际上都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力量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内在体现，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一开始就为资本主义各要素在主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提供稳定和没有阻碍的统一市场。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的直接动因在于平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间的宗教仇恨，但“

42、建立现代国际关系框架，国家主权概念、国家间调解和外交都起源于该和约的文本”StevenPatton.ThePeaceofWestphaliaanditAffectsonInternationalRelations,DiplomacyandForeignPolicyJ.TheHistories,2019,10(1)：9199.o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尽管是出于宗教宽容与和解，但客观上也是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主权国家的早期阶段一一在欧洲发展的初步交代，郭台辉.四种绝对主权形态的时空架构一一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J社会，201

43、0,30(3)：161174.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视作主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推进了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这为资本主义所渴求的国内市场的统一铺平了道路，也为之后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发展出特定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理念若二战前的殖民主义体系和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基于主权而建构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各自独立发展，皆服务于欧洲及后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那么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大量独立则使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成为以新殖民主义体系为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为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滋生出了特定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理念，以实现现

44、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正常化”。可以说，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现代世界秩序的一体两面。其一，从形式来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政治框架，即主权原则与基于主权原则的各种国际安排。“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一词传达了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安排，赋予国家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管理其对外事务的权利”HaraldBauder,RebeccaMueller.WestphalianVs.IndigenousSovereignty：ChallengingColonialTerritorialGovernanceJ.Geopolitics,2023,28：156173.o是故

45、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主权原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和首要原则。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多边主义机构后来被不断创制，它们在形式上都基于主权原则，赋予成员国独立参与权利及地位。主权原则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反作用力，它粉饰了新殖民主义的非法性（illegitimacy）o在经济全球化（这里指二战后民族国家独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普及进程）时代，它使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主导优势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无法全面渗透、垄断进而无限制地剥夺和剥削更为弱势的民族国家的市场，后者依据主权权利，通过关税、技术性壁垒及在双边和在多边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谈判部分维护本国利益。当然，通过主权权利维护本国利益不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侵害也适用于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利益维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可以在所有领域获得经济主导优势。因此，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强调的主权原则在抵制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无序和残酷竞争时，维护了所有国家的部分相对利益，使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原有的残酷性得到部分掩盖或以更为委婉的方式表达，最终维护了现代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