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紧盯腐败新特点 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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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课：紧盯腐败新特点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了三个交织，将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作为新形势下腐败的新特点之-,并指出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将长期存在，这凸显出廉洁型政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践中出场的价值逻辑。相较于传统腐败而言，新型腐败之新表现在腐败的收益方式、交易行为上呈现迷惑性、智能性和间接性的特征，但是无论腐败披上何种形式的隐身衣，都无法掩盖权力寻租的本面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这已成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借此机会，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新型腐败的内涵及惩治策略，以期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营

2、造崇尚廉洁的党内政治生态。一、形态式表现：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嬉变的样态化呈现新型腐败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表达。新型腐败与传统腐败的呈现特点不同，主要体现在腐败的主体、方式、手段、收益、心理、类型和影响方面，但是究其本质都是遮蔽权力寻租行为的腐败新类型。(一)腐败主体：从“单线式结构”转向“网状式结构”O腐败主体是指权力异化过程中产生腐败收益的主要对象，既包括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党政机关人员，又包括与领导干部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群体。从概念上看，单线式结构来源于监督学的线性结构理论，意在说明腐败利益攫取中行贿与受贿主体的内在关联，这种腐败方式由于腐败主体关系简单，往往易于被顺藤摸

3、瓜式的发现。与传统腐败相比，新型腐败的主体往往呈现出腐败圈子化的网状式结构，这一特征决定了腐败主体不仅包括官员本人，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司机秘书等特定关系人，这些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达成的契约下相互勾结，在行贿方式上织密了一个高黏合性的蜘蛛网，形成封闭性高、利益交织复杂的非线性网状关系，企图通过培养代理人的方式来为腐败蒙上遮羞布，达到移花接木的腐败效果。目前，新型腐败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寻租主体，他们将自己伪装成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或高级智囊，打着帮助当事人疏通关系职务升迁的名义实施经济诈骗，这一类政治骗子司法据客已成为治理新型腐败需要关注的特殊对象。（二）腐败方式：从“直接性受贿”转向“间接性受贿

4、O直接性受贿是指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直接参与腐败的发生过程，而新型腐败在利益攫取方式上的显著特征是通过间接性受贿”来掩盖腐败发生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其一，权益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主要表现为数字货币基金理财公司原始股等，以金融性强和价值效益持续性高来实现利益分红。其二，雅好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具有很强的伪装性，表现为行贿者打着鉴赏、收藏的名义，过度迎合和高价追捧领导干部的书法作品、美术摄影、图书著作等文艺作品，企图以雅贿方式实现利益输送。其三，投资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属于公权力主体以借款收息、幕后合作开办公司等实现投资回报。其四，依附型贿赂。一些企业主为了隐藏腐败行为，围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

5、通过提供工作岗位、变相支付薪资报酬等方式实现腐败利益输送，这是典型的利用职务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其五，非实体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表现为由原来看得见的实体性价值转为项目审批、政治攀附、职务晋升等，这属于权权交易”的腐败类型。实际上，这些腐败方式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使少数领导干部淡化廉洁意识，产生对腐败行为认同的错误心理。（三）腐败手段：从“传统性工具”转向“新媒介工具”O腐败手段指的是行贿客体与受贿主体进行利益输送的媒介渠道。与传统腐败的面对面交易相比，新型腐败的媒介工具更趋向于智能俯口数字化。具体表现为：其一，电子红包式腐败。为了减少见面送礼存有的潜在风险，新型腐败将实体性价值摇身一

6、变为数字货币的电子转账红包，这一打着好处费辛苦费旗号的微腐败往往容易让少数党员干部放松廉洁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使小腐败逐渐演变为大腐败。其二，你选我付式腐败。目前在线网购平台开通了你选物品由我来支付的第三方交易功能，为善于钻空子的贪腐者提供了新的腐败空间，将暗藏行贿性质的高额商品以优惠折扣和帮你支付等方式渗透到交易环节，使腐败官员无形中实现了职务影响力与商品价值性的兑换，这种不花钱的购物体验僭越了廉以用权的纪律红线。其三，快递寄送式腐败。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商品交易，网购+快递的行贿方式更容易隐匿收件人的真实身份，加上邮递隐私性密保功能日益加强，客观上为腐败行为加固了保险。相较于传统腐败

7、新型腐败通常会利用互联网渠道的便捷性、隐匿性来降低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掩盖权钱交易的腐败事实，客观上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四）腐败收益：从“不正当获利”转向“合法性获利”O合法性获利指的是腐败分子利用廉政法规存有的制度漏洞，试图在腐败的量刑空间和裁定标准上寻求最小的代价和成本，以达到从轻处罚甚至不构成犯罪的目的，掩盖腐败不正当获利的行为。常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其一，基于利益性转换，由违法利益转为合法利益。这一做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洗钱，企图利用股票期货、保险等来掩盖赃款动向，再以退保方式实现利益资金链的合法回流；通过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以签订个人资产的保密措施来隐藏真实来源，甚至通过

8、直播打赏方式洗钱；通过给领导干部专家咨询费培训费润笔费等来为腐败获益披上合法化外衣。其二，基于主体性转换，由直接参与转为幕后股东。这一做法主要表现为影子公司，通过在企业经营环节安排亲朋好友充当台前木偶，以领导干部退居幕后的方式实现权力价值的变现与增值，实现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互换。其三，基于方式性转换，由当期受贿”转为延期受贿。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能够安全着陆，在为企业主提供便利过程中为自己提前筑巢，退休后通过人才引进专家顾问方式参与企业管理，以双方不成文的约定来兑现腐败的”酬劳回报，出现所谓的政商旋转门，这种台前维护清廉形象、背后巧用腐败的受贿艺术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五）腐败心理：从“防范被围猎”

9、转向“甘愿被围猎”。腐败心理作为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是指公权力主体在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变化。甘愿被围猎作为一种不拒绝、不反抗甚至积极主动寻求行贿者腐蚀的心理现象，生成原因除了外界对象的主动诱惑之外，究其本质是自身理想信念缺失、自控力不足，从而在各种腐败新招法的诱惑中一步步放松廉洁思想防线并主动上钩，甚至出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不是腐败的错误认识，产生心安理得接受他人贿赂的腐败心理。从本质上看，人情往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如果将其延伸到政治领域，便会让礼尚往来变为利尚往来。对于公权力主体而言，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会减少贪腐者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内疚感，甚至因未被发现而产生侥幸逃脱心理，弱化

10、腐败发生的自我中止和自我纠偏机制；对于执政党而言，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会在同一空间场域中产生蝴蝶效应，造成倒下一个牵出一片的塌方式腐败。例如，辽宁贿选案中石油窝案都是典型案例。甘愿被围猎还体现在精心挑选和主动培养行贿对象，由以往的“来者不拒转变为只和相对固定的自己人打交道，以确保腐败交易的安全性。实际上，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危害性很大，容易弱化党员干部廉洁齐家的意识，破坏所在地区的清廉政治生态。（六）腐败类型：从“硬权力腐败”转向“软权力腐败”。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公权力异化的社会现象。与某些掌握公共权力所滋生的硬权力腐败方式不同，软权力腐败是指一些公职人员基于自身的专业技能、职业地位的特殊性而对

11、外界行贿主体产生的价值吸引力，这一腐败类型往往涉及政治权威、学术影响力、社会资本等因素。具体表现为：其一，信息权力腐败。这主要是指掌握信息传播权力的公权力主体，利用发布信息、广告等优势产生的腐败行为。与备受舆论关注的公款挪用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相比，信息权力腐败更具有隐蔽性和独特性，是一种难以发现和察觉的腐败新情况。其二，学术权力腐败。学术腐败往往是指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知识并在该研究领域拥有核心话语权的主体产生的腐败行为，大多出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表现形式有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从危害性上看，学术腐败会造成学术造假和科研诚信行为失范，严重破坏学术风气和社会诚信价值观。据统计，2019年9

12、月至2020年8月，各类媒体新披露和报道有较为详细信息的学术不端案例30起，其中确认案例17起，涉嫌案例13起。相比于硬权力的腐败方式，这些软权力腐败大多与文俯口教育领域相关，行为更趋柔性与隐蔽性，是新型腐败滋生的一种新方式。（七）腐败影响：从“权钱性交易”转向“政治性危害”o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腐败从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是实质上是作风纪律和党性修养的欠缺。从根本上看，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那些大搞权钱交易和作风腐化之人，首先是在政治上变了质，在对党忠诚上出了问题，导致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例如，有的贪官为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往往

13、会想方设法拉帮结派、寻求政治庇护，形成共腐关系圈，甚至出现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将党的政治纪律和作风廉洁抛之脑后。近年来查处的权钱交易案件，大多腐败分子都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作风腐化于一身，如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不仅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而且政治上野心膨胀，大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政治阴谋活动。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寻求护身符，企图通过四处结交风水大师来达到消灾避祸的目的，这种迷信风水、不信组织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弱化了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可以说，如果任由权钱交易延伸到政治领域，必然会影响党的初心使命的坚守与践行，因此，必须深挖细查隐藏在腐

14、败背后的政治风险和潜在性危害。二、问题域透视：新型腐败由滋生到蔓延的发生源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基于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新型腐败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结果，需要基于腐败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制度维度、文化维度和载体维度加以审思，探索新时代推进廉洁型政党形象塑造的有效路径。（一）主体之维：部分公权力主体廉洁信念不坚定造成权力观缺位。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嬉变大致经历了腐败行为的蛰伏期一内化期一蔓延期的过程，出现了腐败方式上的替代、腐败行为上的转换、腐败心理上的认同“和腐败手段上的混合，并衍生出多链条的利益输送渠道和腐败空间。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的廉洁信念缺失和侥幸心理作祟，导致

15、廉洁价值观发生扭曲，造成奢靡之风占据思想上风。从根本上看，腐败念头归属于个人心理范畴，尽管很难被人们察觉，但是在发生之前，总会从心理层面表露出一些端倪。例如，有的党员漠视党纪党规，形成吃喝不算贪收烟拿酒不算腐”等错误认识，善于为腐败现象辩护，这实际上都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前奏曲，最终会走向信念崩塌、人生崩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个个领导干部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首先是廉洁信念发生了动摇，导致廉洁定力站不稳和思想防线守不住，造成权力观错位，弱化了不想腐的廉洁理想信念，阻碍了党的廉洁形象建设。（二）客体之维：对行贿者打击力度不够导致“围猎”风气依然存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除了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

16、束力不强之外，对行贿者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原因。从概念上看，围猎一词是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各种方式借机拉拢和腐蚀部分领导干部。相比于受贿，围猎者为了拉有权者”下水，往往各显神通、花样百出。从行贿的类型上看，可以将围猎的方式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温水煮青蛙型。行贿者往往从一杯茶、一包烟、一瓶酒开始，一步步动摇领导干部的廉洁意志，使之坦然接受。第二种，感情投资型。为了接近领导干部，有些精明的行贿者通过大打感情牌、友谊牌来实现套近乎、拉关系，甚至提供一条龙管家式服务，埋起双方的感情引线。第三种，曲线进攻型。有的围猎者由于无法直接接触到领导干部本人，往往通过夫人路线秘书路线达到围猎目

17、的。当然，索贿与行贿往往是相对的，但是在现实中查处的受贿罪犯人数远多于行贿犯罪人数。例如，2018年至2021年6月，全国法院依法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8821件，生效判决56388人依法审结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8621件，生效判决9810人。行贿罪与受贿罪查处力度的不对等性，影响了腐败监督和预防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围猎的不正之风。（三）制度之维：廉政法规体系不健全使反腐败监管存有“盲区”。腐败现象的丛生纵然离不开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廉政法规制度的内容供给滞后、反腐败监管机制的硬约束不足也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反腐败法规

18、的健全与完善往往滞后于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演变速度。当前廉政法规制度条例仍存在适应性不高、内容性不足和约束性不够等问题，使新型腐败在监管和惩治环节仍存有盲区。具体表现为：在监督主体层面，有的纪检干部由于老好人思想作祟，存在不愿监督、怕得罪人等畏难心理；在监督客体层面，有的领导干部对权力监督缺乏正确认识，认为监督就是组织不信任、检举揭发就是公报私仇，造成提到监督就对抗、听到批评就反对；在监督手段层面，有的纪检干部对大数据反腐运用能力不足，难以完全应对新型腐败的新花招；在社会监督方面，对举报人的保护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巡视巡察这把反腐利剑的作用，导致不按规则出牌、暗箱操作现象仍然存在。此外，当前还存

19、在纪检监察机关网站公开质量不高的问题，如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网站公开上级制度不及时不全面有的制度已经废止，或者被新的制度取代，但网站并未及时清理，影响了反腐败舆情监管的效果。（四）文化之维：“腐败亚文化”侵蚀着部分党员干部的廉洁价值观。人是现实存在的个体，社会文化和客观环境往往影响人们价值观的形成。腐败亚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概念衍生而来，是政府机关部门中所产生的一种反主流文化。在这种病态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上学、求医、找工作都需要找关系，办企业、搞审批都必须托熟人，甚至把权力私用看作是有人情味，而把公私分明视为不近人情。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

20、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若任由腐败亚文化蔓延，必然会扩大全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程度，降低腐败行为的羞耻感，影响健康的、积极的党内政治生态形成。其实，腐败亚文化是以文化之名、行腐败之实，成为掩盖腐败行为的代名词。那么，为何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震慑下，腐败现象仍然尚未彻底根除呢？这其中就有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据统计，14.3%的干部、12.8%的专业技术人员、19.0%的企业管理人员、11.4%的城乡居民认为只要给群众办了实事好事，腐败一点可以容忍。这说明全社会对腐败亚文化带来的危害性还缺乏完全清醒的认识,长此以往，必然会导

21、致腐败群体的扩大化，阻碍党员干部廉洁价值观的培育效果。（五）载体之维：新技术手段的演化升级为新型腐败创造空间。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是新时代社会民众的真实写照。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总量达到了10.51亿人。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为新型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空间，造成一些传统腐败方式改头换面。实际上，权钱交易的腐败方式在与网络媒介相融合中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被动性特征。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网络+快递模式已演化为新型腐败的主要方式。只要行贿者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打听到领导干部的单位、家庭以及电话号码，就可以实现悄然无息的利益输送。这种隐匿性强的方式，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逐渐放松了廉政意识

22、开始由主动担心转向被动接受，殊不知这既是飞来诱惑，更是飞来横祸。二是隐蔽性特征。网络平台由于购物方式的便捷性和账号名称的隐匿性，为利益输送和政治攀附提供了便捷渠道；网络直播、电商平台等更为受贿主体规避法律监管提供了逃逸空间。有的贪腐主体借助二手交易平台，将一些非法所得的物品进行转手套现，使网络空间俨然成为权力与资本相勾连的纽带，使反腐败监管难度加大。三、方法性逻辑：推进“三不腐”嵌入新型腐败治理的实践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面对花样百出的新型腐败方式，需要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形成反腐倡廉教

23、育、监督、管理和引导的完整链条机制，通过综合施策提升腐败治理的效能。（一）运行机制：创新“不敢腐”的监督方式，强化新型腐败的权力制约。惩治新型腐败现象，既要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全过程领导，又要延伸与拓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力量矩阵。其一，加强党内监督。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挥党委（党组）的全面监督、纪检机关的专责监督、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合力作用，完善领导干部的定期述职述廉制度，严格实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对关键少数的日常监管。其二，强化巡视巡察监督。紧盯重要岗位、关键节点和重点人群，开展拉网式监督和点穴式检查，既要重视干部的选拔任用，又要重视任用后的监督管理；既要重视工作时间段的监督，

24、又要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监督，从巡察准备、巡察进驻、巡察反馈等维度探索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监管，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其三，强化社会监督。建立严格的监督举报人保密制度，充分借助三微一端等互联网媒介，打造便捷畅通的监督举报平台，增强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其四，强化媒体监督。搭建四风问题的网络在线监管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腐败案例数据库，实时监控和动态采集腐败官员的生活轨迹和资金流向，实现反腐败监管部门的信息协同共享，发挥智能化反腐的优势。（二）管理机制：健全“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完善新型腐败的廉洁法规。基于新型腐败的发生特点

25、和隐性方式，要把握统筹立规、及时改规、适时废规的基本原则，健全反腐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其一，统筹立规。把清廉勤政、为民担当作为反腐倡廉法规完善的重要内容，强化对民生工程、项目审批等隐性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法律监管，建立领导干部人事的廉政档案，提高对行贿者的违法犯罪成本并搭建黑名单制度，明确新型腐败受贿主体和行贿客体的定罪量刑标准，丰富廉政法规制度的存量。其二，及时改规。对不适宜新型腐败治理的法规条例要及时修订，坚持纪法分开，及时将反腐败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新要求。其三，适时废规。对与新型腐败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相关法规进行及时清理，搭建廉洁法规制度内容的退出机制。

26、此外，还要加大对微腐败现象的治理，完善基层干部的约谈函询、廉政短信提醒等制度，鼓励基层开展廉洁法规试点工作，对于一些暂不适宜全面施行的制度设计，可授权基层单位进行制定与实施，以点带面，着力铲除新型腐败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三）保障机制：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提坝，铲除新型腐败的滋生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围绕新型腐败的潜在风险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现严厉惩治、规范权力和教育引导协调联动，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其一，健全分层分类的教育机制，提升廉洁自制力。各级党组织、各单位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

27、重要论述以及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定期举行廉政法规测评竞赛，强化公职人员入职前的廉政培训，打好党员干部廉洁用权的预防针。其二，探索实施节日前、任职前的廉洁教育制度，增强廉洁免疫力”。重大节日往往是人与人拜访走动的高频期，要以随手拍”、监督举报直通车等形式，加大对重大节日和重点群体的常态化监督，敲响清廉过节的思想警钟。其三，建立岗位廉洁教育自律机制，强化廉洁自定力。结合本单位实际工作内容及情况，开展岗位廉政风险点的自查工作，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岗位廉政提醒和诫勉纠错机制，系好廉洁从政的安全-H/市O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要持续加大对新型腐败的惩治力度，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优化廉洁制度监管渠道，发挥廉洁文化的价值引领力，实现新型腐败在治理对象上的全覆盖、监管责任上的全链条和廉政制度上的全贯通，提升廉洁型政党形象的塑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