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计量收费的经济学原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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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计量收费的经济学原理 近年来,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备受关注,无论国内外政策还是城市的实践均表明生活垃圾减量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计量收费被认为是实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现有文献以实证研究为主, 缺乏一个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分析,本文从生活垃圾减量化的经济学基础、计量收费的介入条件、 计量收费实施主体的经济学分析等三方面展开讨论, 探析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计量收费的经济学原理。一、 减量化的经济学基础1. 生活垃圾减量化原因分析生活垃圾是商品消费的副产品,其产生量与商品消费量呈一定的比例关系。 生活垃圾产生量 A 与商品消费量 W之比为产废率 γ,即 A=γW.
2、其中,γ 由商品消费结构、商品包装设计等因素决定;W 由边际效用(MU)等于边际私人成本(MPC)决定,MPC 等于消费品的价格与垃圾处置服务价格之和。 不收费或实施生活垃圾定额收费时,对居民而言,生活垃圾边际排放成本为零,MPC 等于消费品价格。 一般而言,在生活垃圾处理初始阶段,处置服务由公共部门提供,边际社会成本(MSC)与 MPC 之差包含两部分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和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的公共成本,且这两部分成本随垃圾处置服务水平的变化而相互转移。在消费需求、产品结构等条件既定时,无减量化政策介入是导致商品消费量 W 超出最优消费量 W* 的一个原因。 假定无减量化
3、收费政策干预时,产废率为 γ0,则生活垃圾初始产生量为 γ0W, 同样超出生活垃圾最优产生量γ0W*,如图 1.生活垃圾产生后,记回收再使用量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例为 η,η 由居民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努力程度决定,如堆肥、重复使用、进入回收渠道前的分类投送等。即使无政策干预, 理性的消费者仍然会将经济价值较高的一部分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假定无政策干预时,居民回收再利用程度为 η0,那么,生活垃圾初始排放量为 Q=(1-η0)γ0W.此时,过度消费、不利于回收再使用的产品设计、不充分的减量化激励使得生活垃圾排放量随
4、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迅速增加。中国城镇居民商品消费量随着快速的城镇化与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持续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和排放量也随之增加。2004 年,中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美国,成为产生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中国 660 多座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 1.9 亿吨,占世界总量的 29%.与此同时,随着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提高,生活垃圾单位处置成本增加。以生活垃圾填埋场为例,2008 年新实施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控制项目由 1997 年的 4 种扩展为 14 种,其中 COD 的排放限值和特别排放限值分别为 100mg/L、60mg/L,比 1997 年一级标准 100mg/L、二级标准 300
5、mg/L、三级标准 1000mg/L 有明显提高。由原国家二级标准提高到 2008 年的排放限值,垃圾填埋场建设成本增量为每吨生活垃圾 3 元, 处理渗滤液的运营成本增量为每吨生活垃圾7.6 元。伴随着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处理成本的增加,中国生活垃圾减量化已成为必然。2. 减量化政策手段的选择本文中生活垃圾处置的外部性是针对居民而言的,其大小由边际社会成本(MSC)与 MPC 之差决定。 由于通过界定环境产权的方式解决外部性并非易事,科斯交易手段的应用在很多情况下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在生活垃圾管理领域,创建市场的适用性非常有限。庇古税理论为解决外部性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政府可以通过征税(费)的方式实
6、现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最优。国际经验表明,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解决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关键点之一。按照生活垃圾产生的物质流过程,生活垃圾减量化的税费手段通常包括原材料税、产品税、生活垃圾处置税(费)三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组合,如押金返还。计量收费仅是众多减量化政策中的一种,相关学者对生活垃圾减量化政策选择进行了理论研究。Dinan建立模型证明了单一的原料税政策对于生活垃圾减量是低效的,而对产品征收处置税、对消费者回收再利用行为进行补贴的组合,即押金返还是有效率的。Palmer et al证明了押金返还政策相对于垃圾处置费、回收补贴等政策具有成本有效性。然而,押金返还适用领域较为局限
7、仅适用于回收、再利用较便捷的生活垃圾,如纸、玻璃、塑料、铝等,限制了其广泛应用。 Dobbs将生活垃圾非法处置纳入分析框架,证明了产品税和对合适的处置行为补贴的政策组合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应当对居民生活垃圾合适的处置行为实行补贴,从而将押金返还的应用领域扩展到所有类型的生活垃圾。 进一步地,Fullerton 和 Kinnaman通过建立更综合的一般均衡模型,假定非法处置无法直接征税(费),证明了押金返还体系是最优选择,即对所有产品征税的基础上补贴回收再利用量。 以上研究大多认为押金返还在生活垃圾减量化政策选择中具有优势,但这些结论都是在没有考虑生活垃圾减量化努力程度时得出的。为弥补上述研究的
8、不足,Choe 和 Fraser将企业和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化努力纳入分析模型,证明了当生活垃圾减量化努力的效果不显著时,社会最优可以通过征收产品税和对回收再利用行为补贴的组合实现,无需对非法处置进行监管;当生活垃圾减量化努力的效果显著时,社会最优无法实现,通过垃圾处置收费、非法处置监管和产品税的某种组合可以实现次优。可见,生活垃圾减量化政策取决于生活垃圾的种类以及企业和居民可能采取的减量化程度。计量收费适用于减量化努力的效果比较显著的生活垃圾,即容易被回收再利用的生活垃圾。从另一个角度说,计量收费的政策目的是通过刺激居民和企业的减量化努力而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生活垃圾排放量对费率富有弹性是计量收
9、费实施的基础。二、 计量收费介入的条件计量收费通过影响商品消费量 W、产废率 γ 和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努力程度 η 而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 假定单位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成本为 c,生活垃圾排放量的费率弹性为-e,初始费率为 t0(设 t0≠0),费率提高到 t,那么,计量收费节约的社会成本为 cQe(t-t0)/t0. 并且,计量收费实施后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收益,即生活垃圾处置量的减少而避免的生态环境损害,如,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减少等。实施计量收费前,收集、运输、处置等成本不计入计量收费政策成本。随着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费率的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化的激励增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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