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重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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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重塑“农村社区”的提法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它真正成为一种建制，主要还是21世纪以来的事。尤其是近些年，农村社区建设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仅2015年以来就下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多个与之直接相关的文件。实践层面，农村社区建设也在广大农村得到快速推进，据统计，2015年，浙江和山东在乡镇（街道）实现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70%1。基于此，农村社区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也由于相关政策还比较笼统，加之学者的惯性思维甚至固化倾向，致使对其定位至今不明，认识也不

2、到位，这势必影响治理的理念与方式。笔者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对农村社区进行确位，解决缠绕于其间的关键性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以超越和突破当前的困境与瓶颈。如果说，以往的农村社区着重于新建，现在更需要重塑，这既与现实紧密相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一农村社区的边界及其特征目前，对于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人们恐怕都无疑义。但怎么建农村社区，以什么为参照系，方向何在，目标在哪里,应有怎样的站位和基点，整体而言还处于众说纷纭甚至模糊不明状态。但大致说来，以城镇化、城市社区甚至西方标准来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则是一条主线，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难以摆脱的“去农村化”倾向。某种程

3、度上说，中国农村社区还未获得自身的价值定位，也未确立主体性，更未被置于更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这是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和进行纠偏的。不少人认为，既然中国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家也在全力推进农村变城镇、农民转换为市民的进程，那么农村社区建设就具有过渡性特点，某种程度上说其存在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许多人是将中国农村社区视为城市社区的影子或前站看待的。因此，我们看到：第一，大量城郊农村社区很快被变为城市，深圳市则采取完全取消乡村的城市化建设思路，浙江嘉兴则采取村民“带地进城”变市民的方法，成都在十年间促进150万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第二，以城市社区的方式管理农村社区，这就出现很多地方不顾农民意

4、愿、逼他们上楼的做法。第三，不赞成将传统行政村改制为农村社区的做法，认为它有违城镇化，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第四，对传统乡村治理方式不以为然，认为它不符合农村社区要求，更不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方向，等等。总之，由于思想观念所限，在传统乡村、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化、概念化、西方化和形式主义理解，即“去农村化”、忽略或弱化农村社区、只着眼于城镇化的发展偏向。其实，农村社区决非单一的存在，也不是简单的过渡性，更不能不假思索地被城市化了，它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保持主体性、价值功能和独特魅力，成为不可或缺的“这一个”。首先，农村社区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它既不是城市社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

5、的农村。目前，对于农村社区的定义多种多样,也各有自己的理解，但离不开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农村”，另一个是“社区”。其核心内容是“社会生活共同体”（1）这是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使用“农村社区”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的理解和定义。有人将之概括为：“农村社区又称为农村共同体或乡村社区、村落社区，农业生产是其主要谋生手段，它以中心村、若干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范围，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认知相结合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可以说，在城乡之间，农村社区既有城市社区特点，又有农村特色，但又与二者不同，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城乡相互融合的独立存

6、在。就地域空间分布而言，目前的农村社区有多种方式：既有将原行政村直接改制的，也有以镇、中心村为主集中在一起的,还有将四面八方村庄集结起来的，更有所谓的城郊村或城中村。但不论如何，它们都与传统农村或城市社区有别，主要是由农村的农民组成的新型社区。从与城乡关系的远近来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也可能差异较大，但保持农民身份、农村集体经济和产权，但又是社区居民，享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福利，却是具有共性特点的。因此，农村社区应确立自己的边界，不能与传统农村、城市社区混为一谈，其意义更不能简单被消解。目前，用城市社区方式管理农村社区，强迫农村社区的居民上楼，以及用传统村民自治方式治理农村社区的做法，都是无

7、视农村社区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突出表现，是不利于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的。当前,也要改变不少农村社区的现状：服务中心和农村自治组织为一套班子，但挂的却是两块牌子，即一套人马和两块牌子。其次，农村社区具有“间性”特征，这就带来它在城乡关系中的巨大时空和潜能。所谓“间性”，是指除了主客二体外，还有一种关系结构，即在主客体之间形成的一个巨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主客二体形成一种共在、沟通、对话、融合的互动局面。有学者甚至认为：关系是间性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间性的理想状态就是通的境界。因此，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组成、重构，而又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过程3。以往，人们总是从单一的流动性角度看待城镇化，于是城镇成为城乡发

8、展的目标与归宿，乡村则以加速度消失，农村社区也只是向城市过渡的一个前奏。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社区有四个主要特征，即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变化性4,主要强调的是农村社区的过渡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如果将其纳入过渡型社区之概念下，每种社区个殊性的治理特点就会被略去，随之而来的问题分析和改革方案也就很难有针对性”5。更重要的是，以暂时的“过渡性”来理解农村社区，势必使城乡关系失衡，大大压缩城乡之间的空间，使农村社区变得可有可无。这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去农村化”和农村社区被弱化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以“间性”理论进行审视，对城镇化、城乡关系和农村社区就会获得新的理解：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可代替的客观

9、存在，在城乡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巨大的“间性”场域，而农村社区就是其重要载体，其巨大功能不可忽略。一是农村社区具有连接城乡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作用O不论是城乡融合与统筹发展，还是城市反哺乡村，抑或是农民工进城，都需要有力抓手，农村社区在此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承接作用。因此，对于农村社区，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暂时性与单面性理解，强调其长期性、互动性、对话性、融通性、共存性和共生性。二是农村社区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它具有丰富性、潜在性、模糊性、兼容性等特点。比较而言，城市社区和传统农村治理已形成一定的规矩方圆，其界限和内涵也较为明晰；但农村社区却更为复杂多变，许多方面呈现模糊不明、难以规范的特点。一般意义上说，

10、这极容易成为乡村治理的阻碍甚至异化力量；但站在间性理论角度看，这正是其长处，即兼容并包、潜力巨大。以城中村为例，它不仅丰富了城乡文化生态，还成为城市之肺和缓冲带，这就突破了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快速消除城中村”而后快的发展理路。三是农村社区的探索性和创新性。正因为农村社区的灵活性、变动性和探索性，它才能富于创新性，这在不少农村社区建设中表现出来，也是超越城市社区和传统农村治理方式的关键所在。因此，应给予农村社区以更大的“间性”理解和发展空间，避免用“去农村化”思维一味推进和压缩农村社区的空间，最后追求所谓单向度的城镇化发展。如山东诸城自2010年以来,相继将1249个建制村撤销、合并为208个农

11、村社区，这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县（市、区）。表面看来，这一“去建制村”的做法可谓干净彻底，有助于农村社区和城镇化发展；但却消解了农村社区“间性”特点赖以存在的基础。有学者概括说：“城乡统筹是城乡共同发展，以成都市的发展布局而言，不可能只有城市、城镇而没有农村。”612-13这样的理念是健康的，也是辩证的，它有利于将农村社区置于一个更大场域和复杂关系中进行理解，以显示其间性特点，而不至于陷入简单的“去农村化”困局。再次，农村社区是个新事物，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美好未来。站在全球化角度思考，中国也要走城镇化发展之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以西方为标准，将中国全都变成城镇，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12、更隐含着巨大的隐忧和风险。因为与不少西方国家始于海洋文明不同，数千年的中国建基于农业文明，可以说乡土文明是我们的基因，更是我们的根脉所在。因此，笔者认为，适当调整城乡关系比重，让过多的农村向城镇转变，这是正确的发展之路，也是我们的国策；但万不可将农村之根拔起，将农村社区视为简单的过渡性，一味向城镇化迈进。应在保存和培育乡村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城镇化；还要在城乡之间重建和重塑农村社区，使之成为城乡之间的桥梁、纽带，尤其是让它成为一种新生力量。如一味发展城镇，甚至强调建设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大城市，让高楼大厦林立，没有农村社区作为缓冲与屏障，甚至失去农村之根本，那将是非常危险也是相当可怕的。

13、不要说人口过于密集的城镇所带来的能源、疾病隐患，就是社会安全、心理健康、人情冷漠都无法克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这一点，他们一面肯定城市的现代性价值，又认识到其包含的现代病。恩格斯曾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7钱穆也表示：“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8有学者还这样强调农村社区的主体性

14、地位：它不同于“农村”,其居民虽包括农民和村民，但又不能与之等同；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612-13o这一概括虽仍感模糊，但试图将农村社区从复杂关系中独立出来，显示其不可代替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此，我国在学习西方城镇化经验的同时，一定不能失去乡土之根，尤其要将农村社区作为一个连接城乡的新事物加以对待，不仅不让它成为一个过渡，而且要立足长远、做好顶层设计、注重创新性，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建设和发展之路。城市和农村是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要挑起的重担，那么农村社区则是这根负重的扁担。如果像现在不少学者所倡导、地方基层践行的，那就是城市一头越来

15、越重，农村一端越来越轻，农村社区这支扁担非常脆弱，我们就会失去未来。理想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一方面，对目前还不合理的城乡关系进行调整，加大城镇发展力度，压缩农村村庄和村民数量与比重。另一方面，做好农村社区这根扁担，在协调发展中达到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全面推进。在这方面，成都的做法值得重视和推广。通过涉农社区、城郊社区、农村社区建设，成都建起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合理格局。其实，更长远地看，农村社区重塑不只是有助于调整中国城乡治理的偏颇，对于世界发展也意义重大。因为人类文明不论怎样追求城镇化，都离不开广大乡村这片沃土，在这方面中国的农业文明地基和屏障不可丢失。如此观之，连接着城乡的农村社区这根扁担也

16、就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二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制度机制与城市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相比，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还只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实验，并未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广普及。笫二，许多地方即使建立起来，往往也是换个名字，没多少实际性内容，即主要停留在形式层面。第三，有的楼房场所初具规模，但入住者少，尚处于楼空虚置状态。第四，一些地方即使有了相关制度，但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是制度比较简单，或是没形成特色。总之，当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还停留在形式层面，缺乏制度机制方面的内容建设,更缺乏对于城市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超越性意向。因此，用具有特色的制度机制将农村社区建设充实起来，是一件

17、非常必要和迫切的工作。其一，加快农村社区的“社区”制度内容建设，这是保证其社区工作得以开展的关键。就全国范围看，恐怕占最大比重的还是由原村民自治行政村改为农村社区者。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不需做较大调整。但问题往往也发生于此，它们的名字改了，有的也实行“一村一社区”或“一村多社区”；然而，其制度机制并没有变，基本沿用的还是原行政村的村民自治制度,这就带来名不符实的尴尬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名为社区，实无相应的配套制度，根本无法实现社区功能转换。如大连市有的地方为了应付，一夜间把几十个村改为社区居委会，但仅仅改个名称，其他什么都没变，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做法9。另外，如无社区组织尤其是没有

18、社区工作人员，农村社区就是有名无实,也无法达到社区服务之目的。关于农村社区社工组织的薄弱，有问卷显示：回答本村提供社会工作服务较好的只占5%,一般的占7%,不太好的占32%,没提供或不清楚的占66%。当问及是否愿做义工时，仅有15%的表示愿意10。由此可见，农村社工之匮乏及其意识的淡漠程度。这就需要抓紧社区制度的配套建设，补齐当前农村社区存在的短板。另一方面，有的农村社区也配备了社区组织，但人员有限，制度还不健全；还有的即使有了健全的社区组织和制度，但与原村民自治组织和制度不协调，形成冲突和抵触的情况。如城市社区已建立社区组织和制度，村民自治也有村两委及其相关制度，这是名正言顺也易于操作；然而

19、农村社区兼具农村和社区两套班子、两套制度，那该怎样组成、如何协调、怎样创新？这既是难点、又是焦点、还是要点，需进行新的制度创新。如无此方面的探索和突破，农村社区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甚至会因两个组织、两套制度的互不相干，导致互相打架、自我消解的可能。在这方面，成都温江区金马镇的农村社区制度建设值得借鉴：它先后有“三务”公开制度、规范化管理细则、党组织干部廉政承诺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网上议事厅实施方案、联合议事会议事规则、培训方案等。其制度的丰富性、细致化、可操作性显而易见，但农村社区制度的特性还不明显。湖北宜昌秫归县杨林桥镇通过动员民间力量，建立以农村社区理事会为平台的村民自治

20、组织，鼓励农村党员、产业大户、经营能人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11。这样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仍需强化特色建设。当然，关于农村社区的制度机制建设并非易事，更不是将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进行相加，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在的结合、融通和创造。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颇有难度的工作。其二，找到制度机制的“向心力”，这是让农村社区建设走向深入的重中之重。与城市社区或行政村的相对单一不同，农村社区要复杂得多。这既表现在组合方式的复杂，如有的是将附近多村进行合并，有的则属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村搬迁到一处，还有的是由当地村民与外来融入者合而为一；也表现在组合内容的复杂，如有的因风景区将周边村庄组合在

21、一起，有的因合作社或大型企业将不同的村组合起来。但不论是哪种方式，农村社区都面临不同背景、利益、文化、习惯等差异，有的差异甚至是巨大和难以调和的。比如，由多村合并成一个农村社区，就不可避免面临不同村庄、宗族、姓氏的博弈；原本就充满矛盾，甚至自古就发生过械斗的两个村庄，突然变成一个农村社区，欲使其和谐友善更非易事；周边村围绕中心村集中起来的农村社区，不同村也应有智慧的相处之道；弱势村并入富裕的强盛村形成的农村社区,也牵扯到和谐相处的问题。总之，由不同方式形成的农村社区很难融入，更不要说成为互帮互助的生活共同体了。这就需要探索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使之成为农村社区的粘合剂、凝聚力、化解力，而不是离心

22、力。在此，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建立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制度。不论是大事小事，凡属农村社区的事情都要经过协商，以避免宗族势力、强势村、富人说了算，甚至一手遮天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尊重民意，以制度机制治理农村社区。因此，建立和创新农村社区协商平台和空间，激活各协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这是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二是创新社区服务制度机制。与城市社区服务不同，农村社区服务有其特殊性，这包括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有限，面对社区居民人数众多，农村留守群体和外来流动人员难以管理。某种程度上说，城市社区服务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农村社区服务则是雪中送炭。以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制为例，由于这方面的机构本来就

23、少，重视程度很不够，一个乡镇往往只有一个养老院，而且这又不是一般社区居民所能享有的，加之社区居民经济条件有限，儿女养老的传统渐失，农村养老就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农村社区如不能建立健全养老制度机制，其治理就很难有所推进，更难获得较大发展。成都农村社区建立智慧养老中心，还为老人提供24小时远程服务的智慧手环，一旦有事可随时照顾。三是农村社区自治制度建设。从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加大投入和主导力度是必要也是重要的，但却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农村居民对政府形成较强的依赖性，其自身的主动性、自治能力明显薄弱。这就使社区治理缺乏内在动力和长远的发展性。因此，未来的农村社区治理应将提高居

24、民的积极参与作为重点，加强此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如成都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强化群众自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为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的积极性，天府新区还制定垃圾分类积分奖励制度，让居民直接参与其中，既有益于环境治理，又提高其民主参与的能力水平。四是强化农村社区的监督制度机制。城市社区治理多是在国家法规和制度层面运行，要想腐败是较难的。农村社区则往往牵扯到多方利益诉求，集体经济成为其主要命脉，加之拆迁、安置等许多方面很容易形成权力寻租或一个人及少数人说了算，这就需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透明、决策民主、权力监督等制度机制。可以说，监督制度机制是有效防止农村社区腐败的利器，它会有效保证治理在阳光下运行。因此，

25、针对农村社区实际，找到有效抓手，全力进行制度机制建设，这是保证向心力的关键。其三，依托多元协同、联动发展的制度机制，以促进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众所周知，国家治理越来越强调多元参与和协同发展，因为当前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任何单方面的力量和努力往往都难以胜任。乡村治理也不例外，而具有间性特点的农村社区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农村社区在制度机制建设上,必须做到资源共享、多元互动、协同发展，尤其是要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等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以达到最大优化的善治。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有江苏太仓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青岛经济开发区的“三会共治、三园协同、三社联动“。最为典型的是山东日照探索的新型农村社区

26、建设模式，这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民主、社区善治这四个机制，并通过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工、社区志愿者、社区“两代表一委员”联动机制，强化和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12。广东清远“以村社共建为抓手，以基层供销社+农村社区+供销社社有企业基层供销社+社会能人+村委+专业合作社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综合服务社建设，加快构建农村社区集管理、服务、交易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当然，比较而言，在广大农村尤其是那些偏僻的农村社区，市场、信息、资源相当匮乏，社工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更是一人难求，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支持和吸引更多机构和人才参与其间，最大限度发挥协同联动作用，以补齐

27、社区治理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制度机制是系统化的也是刚性的，它对于目前的农村社区重塑意义重大。如果说以往的农村社区建设还刚刚挂牌或打下地基,那么现在就需要为其搭建平台和矗立钢筋框架。虽然不少地方已开始为农村社区建章立制，有的还进行了探索创新，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整体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相当滞后状态，有大量工作要做。只有当制度机制建设成为大势所趋，并形成各自不同的模式和特色，农村社区重塑才算真正开始，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三重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内涵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而言，经济实力、服务设施、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软实力，因为它也是一种生产力，具有超前意识，并以更加稳定、内在、

28、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就如有人所言：“文化不是行动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文化是前瞻性的，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13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更强调“文化自信”，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被置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加以强调。目前，在不少地方，城市社区文化和农村文化受到重视并得到快速发展，但作为“农村社区”这一新事物，应怎样重塑自己的文化形象，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讨。按一般性

29、理解，既然农村社区包括“农村”和“社区”两部分，那么，农村社区文化当然就是将“农村文化”和“城市社区文化”放在一起。事实上，不少地方也是这么做的，如有的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农村社区，有的以农村文化指导农村社区建设,还有的将二者简单相加。其实，这样的文化建设虽然也有意义,但最大问题是简单和机械理解农村社区文化，更难显示农村社区文化特色，其独特效能很难得到发挥。因此，农村社区文化重塑应突破农村文化、城市社区文化的限制，突破二者的直接拼凑,进入一种具有融合性、对话性、创新性的新高度。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体认、激活，这是农村社区文化重塑的第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强调现

30、代文化的思想意识灌注，其模式主要是按城市社区文化进行建构，其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意识对农村社区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这一方式不能与城市社区进行区分，难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所以往往不接地气，给人以空洞和虚妄之感。这是因为农村社区居民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对西方意义的现代启蒙比较陌生隔膜，不要说走进内心，就是让他们理解或产生认知兴趣亦非易事。加上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往往以优胜自居，对于传统文化采取否认甚至批判态度，这就造成它很难融入中国广大乡村。当年，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的新乡村建设运行融通后的再造，有助于打造农村社区文化品牌，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魅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民草根智慧相结合

31、这是创造农村社区新文化形态的第三个方面。目前，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字或图画形式上墙，成为城乡社区治理普遍的做法。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比较直观，久而久之就能达到耳闻目染之效。不过，其缺点是容易流于形式，尤其在广大乡村更是如此。因为农村社区文化传播既要吸收城市社区的优长，又要考虑农村居民的特点，还要实行创造性转化，否则就很难深入持久下去，甚至会让人产生厌倦甚至反感情绪。因此，农村社区文化重塑，关键要改变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主义做法，真正理解广大农村居民的需求，尤其是要找到有效抓手，真正走进农村居民心中。在此，浙江奉化市滕头村的做法值得借鉴：它将自己定位在“综合生态复合社区”，以“红色党建

32、引领绿色滕头”，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区经济等全方位发展。通过区域组织共建、事务共商、党员共管、阵地共享、服务共推，实现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生态旅游的全面发展。至今，滕头村已获得很多国内国际荣誉称号，被称为中国生态第一村、世界十佳和谐乡村18T9。由此可见，让党员成为带头人和引领者，让红色这一文化记忆变成物质和精神财富,让绿色成为生态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让富强成为每个人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现实，让和谐成为最强有力的声音，滕头就创新了自己的农村社区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在农村社区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值得提及的是，有的农村社区通过文艺演出、办报等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丰富了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又

33、受到情感和文化的熏陶与洗礼，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心，这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做法。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结合，这是农村社区文化重塑的第四个方面。乡村振兴与乡村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农村社区文化重塑更离不开乡村文化。乡村文化复杂多样，是一个巨大的涡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既呈现出不同特点，又有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农业文明特点、民间文化形态、村风乡俗等是其基本方面。农村社区文化重塑将主要奠基于此，在发掘这些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也需要赋予其都市文化内蕴和价值旨归。因此，以乡村文化为经，都市文化为纬，来描绘农村社区文化的宏伟蓝图，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如成都一些农村社区吸收都市博物

34、馆的相关理念，对已逝或正在消逝的农用品等进行收藏与展览,这包括代表过去时代的旧农具、日用品、乡村记忆等。表面看来，这些藏品并非珍贵文物，但却让乡村历史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也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品质和知名度。另有社区为保存乡村民间技艺，将一些艺人组织起来，既可开发一些文化产业，又可吸引参观者参与其间，变成社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还有的社区以美丽风光和建筑、戏曲等艺术闻名，通过打造和宣传这张文化名片，既开发了旅游等项目，又提升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质，这是农村社区文化重塑最为经济实用的方式。农村社区文化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往往习惯于只从文化本身进行理解，这主要包括文学、艺术、教育、风俗、道德等。其实，某

35、种程度上说，经济、政治、体育、建筑等都可成为一种文化,如由建筑、体育可看到艺术和美，政治文化也是如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一词，后来它变成一个公共概念。有学者指出：“在过渡社会里，往往会存在一些过渡形态的政治文化，如地域一顺从型的政治文化、顺从一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或地域一参与型的政治文化。”20应该说，包括农村社区在内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的变动时期，其过渡性特点也是明显的，只是我们要保持农村社区的独立性、主体性和间性特点，在从“文化”角度进行文化重塑时，一定不能忽略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尤其要逐渐完成由“地域一顺从”向“地域一参与”的政治文化转换。果能如此，农

36、村社区的文化重塑也就变得大有希望，而不是一种“不可能”。四农村社区重塑应注意的问题农村社区重塑是系统工程，它牵扯面广、范围大、环节多，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可谓任重道远，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除以上重要方面，还有几个重要问题应多加注意，以确保农村社区重塑的顺利开展，并沿着正确轨道前行。1 .不搞一刀切，强调多样化，给足缓冲期，着眼于吸引力，保留特殊性。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最突出的问题是形式主义的一刀切，这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不顾农民愿望、暴力拆迁、运动式推进、逼农民上楼，甚至恶性事件频发等情况。这与国家实行的试点和实验方针背道而驰，也与党和国家出台的文件反复强调“不搞一刀切”相背。当然，即使一些搞得好的地

37、方，也存在“一刀切”的倾向，如山东省推出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将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体系，为农民享受城镇化提供条件，目的在于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21。这一面反映山东农村社区管理体系的有效推进，另一面则折射出用城镇化管理标准对农村社区实行的“一刀切”偏向。还有地方实行的是集体拆迁，建农村社区，因缺乏必要准备和过于强调“一刀切”，致使形成不少空楼，缺乏农村社区内容的形式主义做法。其实，农村社区重塑，一面需有顶层设计和整体的快速推进，另一面又要有多种模式、方式，尤其要考虑农民愿望，否则不仅搞不好农村社区建设，还会破坏国家政府形象，甚至埋下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在调研中有基层干部反映：在农村社区建

38、设中，有的农民就不愿舍弃家乡，给多少补贴甚至好言相劝都无济于事，在有时间期限、考核压力大的情况下，谁有耐心无限期等待？其实，这种看法仍不是“执政为民”。别的不说，如能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他们不得不搬离世代生活的家园，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恐怕很难用金钱衡量。另外，农民在大自然中耕耘和生活久了，突然让他们密集而居,甚至上楼住进狭囚的房间，远离熟人社会，改变千百年形成的习惯，那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当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像华西村、南街村等并没被“一刀切”进来，但它们不是也得到巨大发展,成为另一种乡村和农村社区的样板吗？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重塑应以更开放的眼光、多元的思维、包容的心态，尤其要允许有个性的特

39、殊模式存在。如广东清远市在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中，就显得比较灵活：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实行村党支部、村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而集体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村，则实行“政经分离”。当然，要使农村变成农村社区并实现重塑，除了耐心说服、民主协商外，主要是将农村社区建好，使它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某种程度上说，在农村社区之间，以及行政村、农村社区、城市社区之间，都要有多元共存的生态意识。2 .强化特色和创新,突破传统,克服路径依赖,避免同质化。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有特色者少，类同化、同质化多，尤其是按城市社区理路建设者更多。这就导致农村社区有形式主义和千篇一律之弊，也缺乏发展活力与后劲。如成都的农

40、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但创新性也明显不足。青羊区22个涉农社区治理在组织体系设置上，仍是对城市社区的学习和抄袭。与城市社区相比,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并无多少新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突破传统思路尤其是克服路径依赖，根据本地实际和特有优势，找到自己的特色。比如，现在全国兴起的特色小镇建设就很有启发性：它突破了超大城市、巨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特色镇、中心镇等概念群，强调的是一个“特色”和“小”，以此来建镇22。农村社区建设也要紧抓“特色”二字，在特殊性上下功夫。与此同时，更要强调创新性，这包括内容新、形式新、模式新、思维新。可以说，特色是农村社区

41、重塑的方向，创新是其根本动力，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3。当然，就如美国学者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系统。”当然，真正的创新离不开高端人才，这就为农村社区重塑提出更高要求，而这正是当前农村社区最缺乏的。据我们在基层调研发现：有的农村社区没有社工人员，更无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有的地方有，往往也极有限，远不能满足社区工作要求，更无论创新性发展了。这就为今后提出一个急迫要求和现实挑战：如何以及怎样培养更多优秀社工尤其是农村社工，让高端而不是低端人才自愿进入农村社区贡献力量，这是农村社区重塑的瓶颈

42、问题。3 .不失根脉，重视产业和产权，注重成长性，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在基层调研时，我们常问到一个问题：不论是由村民变市民，还是由行政村村民变农村社区居民，大家意愿如何？结果众说纷纭，很难统一。赞成派多是为孩子进城上学，他们往往有雄厚经济实力，无后顾之忧；反对者主要因学历低、谋生能力差、对前途不够自信。不过，农民普遍关心的是，进了城、上了楼、村转了居，一旦将来没了土地，又无工作和生活来源,该怎么办？其实，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毕竟农民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压力比市民大。有的农民即使刚开始出于各种利益考虑,放弃了农村和农民，成为市民或居民；而一旦踏入现实，许多困难就会接踵而至，甚至会超出自己的

43、想象。有学者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24。因此，由村民变成市民者,要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有面对各种挑战的经济能力、工作能力和心理准备。农村社区建设和重塑也要从中受启：第一，不简单让村民上楼，不随意让村民变为市民。第二，当农村社区居民有土地和宅基地在手，他们才会心安。第三，以土地让权和宅基地让权的方式，更切合农村社区重塑。第四，一定要有集体经济,最好有规模产业发展，这是农村社区居民稳定和发展的关键。第五，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运作不规范、管理不健全、资金短缺和融资难等问题，办好养老保险，为农村社区居民解除后

44、顾之忧，这是农村社区重塑的可靠保障。第六,注意教育、文化、技能培训I,将农村社区居民成长视为长远目标，只有当他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了，农村社区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能。第七，发挥农村社区优势，这既包括生态环境优良，也包括文化氛围自由，还包括人际关系密切，更包括生活区域清洁、卫生宜居，这是彰显其价值魅力的关键。如广东清远市在集体经济社区型股份改革中不断深化，2013年10月出台的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社区型股份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作为市场主体，合作社或经联社对包括土地在内的村集体资产进行经营；经联社需要建立股民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三会”机构，管理层由股东代表选举产生。斗门还首创农村社区集体资产资源交

45、易电子平台，全面推行“三资”阳光交易，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某种程度上说，只有集体经济强大了，农村社区居民才能有所依托，不至于被釜底抽薪，失去社区治理的基础。4 .对于农村社区的顶层设计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应给予辩证理解。目前，在农村社区治理中，主要还是由政府说了算,许多地方仍停留在“强行政”，如农村社区治理的创新典型“海南模式”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但其不足在于：居委会工作人员较少，导致时间和精力被上级政府工作占据，沦为政府事实的延伸机构，行政化倾向明显25。另如，目前，不少农村社区实行的是居民浅层次参与，即到年底参加分红，并不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就必然影响其民主参与的

46、广度和深度。在这方面,广东清远市做得较好，它强调农民的主体权利，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制，将农民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健全率提高到90%以上。有学者指出：“如果居民在经济和社会交往上强烈依附于社区共同体，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长缓慢，这可能对社区发展带来阻滞，甚至煮出一锅城镇化的夹生饭。”26因此，如何强化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功能,这是今后应多加注意的。另一方面，有的农村社区强调居民参与和民意基础，如2009年开始，成都锦江区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笔钱怎么花都由群众民主决议，实现社区事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倾向当然

47、是好的，是农村社区民主决策的突出表现。不过，也要看到，由于农村社区居民的自身局限，诸如文化知识不多、专业水平不高，尤其是易为短期行为左右，缺乏长远发展眼光和科学决策能力水平，需要政府引导和科学规划。因此，那种将“民事”完全交由“民议”“民办”和“民管”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需要进行调整。据有人调查：“农民对乡镇政府的需求排序：第一位：发展经济。第二位：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第三位：提供农业技术和信息。第四位：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第五位：发展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第六位：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27从这个排序可见，最应被重视的文化、教育、民主权力，却被置于第五、六位，而前三位则主要

48、是硬件建设。一般来说，这种选择并没有错，它反映了目前农村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什么；但也反映了农民选择的短期行为和功利性特点。未来农村社区治理要避免走极端：过于强调行政化或完全让民做主，而是要辩证理解二者的关系，在取长补短中达到互动、协同、共进。应该说，“强政府”或政府缺席、缺乏民意基础或完全由民做主，这二者都容易走偏，是不可取的。农村社区重塑，就是要克服当前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去农村化”，改变其“过渡性”理解和行为，确立其主体性、能动性和间性空间，尤其是以制度机制和文化内涵赋予其独特价值魅力。农村社区重塑既是乡村治理之必需，更是保持城镇化进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为国家治理和世界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智慧支撑。从观念形态和方法论角度观之，农村社区重塑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