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docx

《【党课讲稿】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党课讲稿】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docx（24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党课讲稿】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摘要】作为一部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通史性权威正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为遵循，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对“新时期”“新日寺代”党史的历史分期、规范性表述等问题，从正史叙述的角度给予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凸显了“新时期”党史叙述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初步确立起了“新时代”党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关键词】正史范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已有的党史叙述中，相比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党的历史决议的角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简称“新时代”）都是首次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沉淀则相对较少，发展完善的空间较大。具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简称一百年）第四册中，对于“新时代”的叙述是一次全新的系统性的正史叙述，而对于“新时期”的叙述，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简称九十年）第三册中曾专辟一书，但编撰此书时，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重要论断尚未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第

3、三个历史决议）也未形成，相关内容遵循的大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前的表述和结论。总体上看，无论是关于党史分期，还是关于“新时期”“新时代”的具体叙述，相比九十年，一百年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新意。一党史分期和“新时期”“新时代”概念的由来历史分期涉及其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阶段性特征等基础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史著述编写过程中一个无法规避的根本问题。由于历史分期往往随着历史本身演进和研究沉淀而不断发展，因此，能否“在尊重以往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按照党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科学划分历史阶段，充分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党史叙述中显得尤为重要。（一）正史范本中党史分期的演进党史分期与党的历史

4、和党史研究发展相伴相随，不断发展，这一点在不同时期的正史范本叙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一个历史决议）中，中共中央把党成立以来“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24年（1921年至1945年）”奋斗历程划分为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到195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表的由胡乔木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奋斗历史分作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4个段落来叙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5、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中共60年历史总体上被分为“建国以前28年”和“建国32年”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历史首次在历史决议和正史范本中得以全面系统表述，其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首次进入正史叙述。不过，这一段历史仅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作为一个阶段出现在“建国32年”部分。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改革开放13年党史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题单独成章进行表述，改革开放开始作为单独历史时期进入权威正史表述范畴。200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6、以来的23年党史作为“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三章来表述，篇幅大大增加。2011年，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明确提出，党在90年中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这成为90年党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在其后编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基本上就是按照“三件大事”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其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单独成书，分为“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7、改革开放新阶段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三章。需要指出的是，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迎来了中共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为了记述内容的完整性，将全书的下限向后顺延了一年多，把中共十八大的内容写了进去。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这一论断无疑为百年党史分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分期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年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全书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分三章三个阶段表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8、新时代”则首次单独列章表述。同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中央首次以历史决议形式对党的百年历史四个时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出版，正式将百年党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共11章11个阶段，其中“新时期”分为三章，“新时代”一章，均单独成书。由此，百年党史分期乃至主要框架、基本表述等在权威正史写作中得以形成。（二）概念由来：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从以上关于党史分期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多

9、年党史，划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历史时期。就概念的演变来看，两者在正史叙述中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检索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在党章、党代会报告等党内文件法规中，“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自产生和使用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曾分别用来表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改革”与“开放”两个词，也并非新词，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和相关文献中出现。1978年前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改革”一词，明确提出“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赋予“改革”一词以新的时代内涵。“

10、开放”一词同样如此。1978年，邓小平在讲话中首次明确将“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提出来，并在之后几年间反复强调。但据对现有公开资料的不完全考证，比较权威的把“改革开放”合在一起的正史表述，最早是邓小平1984年2月在厦门视察时指出的：“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此后，“改革开放”一词开始在报刊和领导人讲话中不断出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中，“改革开放”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几年间，“改革开放”又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制度层面得到确认。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词在党代会报告的层面提出得更早，如中共十一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则提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合在一起讲，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表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伟大实践，并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一词，由最初只是时间上的泛指，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特指。中共十四大以后，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来表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逐渐成为正史著述和学术研究的共识。相比“新时期”，“新时代”概念的形成更为明确而清晰。早在

12、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40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展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科学把握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基础上，作出的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判

13、断，体现了党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就时间界限而言，“新时代”是从中共十八大开启的，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并不是突然间实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接续不断的奋斗。从内涵上看，这两个概念既一脉相承，又有很大不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从指导思想、理念思路、方针政策、体制机制、根本保证到社会主要矛盾、外部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更高，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

14、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经过新时代十年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15、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史叙述的新变化九十年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正史叙述，一百年在五年多沉淀的基础上,对九十年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升。这些变化主要依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九十年为基础，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努力体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着重把握好“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具体来说，这

16、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凸显政治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一些重大表述上与党章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等精神保持一致政治性是正史叙述的基础，而体现正史叙述政治性的关键，是看其表述的内容与党章、党的历史决议精神是否保持一致。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十年间，修改了党章，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经历了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党史节点，党章、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节点的重要讲话一起，构成一百年有关新时期正史叙述变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一方面，相比九十年，一百年中在新时期党史阶段划分和谋篇布局上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17、比如，在第八章“伟大转折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目录由九十年中的八个目变成十个目，主要是将原来的“国防战略”“一国两制”“外交方针政策”从外交国防“一国两制”中单列，各成一目，强化了这三块内容，这无疑是与第三个历史决议表述保持一致。与之相应，其后第九章“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第十章“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作出类似调整。又如，在第八章与第九章的上下承接之处，内容安排上作出调整，将九十年中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应对国际风云，开展治理整顿、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即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至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的三

18、年），作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目，放到了下一章的开始，同时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单独作为一个目放到了上一章的结束。这样的调整，实际上也是与党章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要衔接。从正史叙述上看，这一调整改变了以往的阶段划分方式，将以南方谈话为界，改成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界，在某种程度上讲，显然是讲政治规矩在正史叙述上的一种体现。与这一调整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由九十年中“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变为一百年中“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要

19、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并不影响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在正史叙述中，它仍然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另一方面，突出了对于领导核心、党章修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内容的表述。一百年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论述邓小平、江泽民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时，进行了强化规范。如将九十年中“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最后一句改为“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将“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20、改为“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里虽然只是措辞上的细微修正，但这种修正非常有必要，它使得有关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正史叙述更规范，也更加符合历史逻辑和实际情况。在一百年中，专门用了一个小目来叙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内容上也比九十年更加充实，其中，引用了大量当时邓小平维护核心、顾全大局的讲话。比如，“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作出的正确

21、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这些充实调整，显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保持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等政治要求在正史叙述上的一种回应。作为党内的根本大法，党章每一次修改，本身就是党史的重要内容，这一点也在一百年的编写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对中共十二大以来每次党代会修改党章的史实都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将每一次党章修改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完善，其中，有关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表述尤为突出，这充分体现出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到精神的力量，并于2021年2

22、月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这一整体性概念。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力量的描述，是一百年历史叙述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部分，补充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过的时代楷模、英雄人物事迹，比如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谷文昌、郑培民、任长霞等。同时，对他所提的特区、左玉、塞罕坝等精神也进行了补充性描述，比如，在论述“兴办经济特区”时，特别强调了经济特区创办之初的精神力量和气质,揭示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强大驱动力。（二）凸显时代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殳新时期党史新论述及新时代

23、形势需要对若干史实及评价进行强化和充实正史叙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叙述，除了凸显政治性以外，同样要凸显时代性。这里的时代性，是与政治性相伴随的，主要是指党中央对于党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的历史以及某一个重大党史史实、事件、会议、人物，根据历史本身的沉淀发展或者是现实政治形势的需要作出符合时代背景的新表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与当下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很多决策、事件尚处于进行之中，甚至还没有或暂时无法作出评价，为此，相关的表述尤其要注意把握好与时代发展的一致性。相比九十年，一百年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表述，有相当一部分均根据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特区创办

24、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节点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当前形势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一是根据党的最新论述进一步充实、丰富了关于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的表述。比如，在表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时，把“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变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表述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题报告的历史意义时增加了中共十五大

25、首次提出的关于这篇报告历史定位的相关表述，即这篇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在表述“改革开放的任务”时增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关于“四个基于”的重要论述，即“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这些表述的变化，均与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最新论述精神保持一致。二是突出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时代价值。比如，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形成，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共的重大理论创新，在九十年表述中，主要体现决议对毛泽东以及毛泽

26、东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以强调“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到一百年中，“明确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一个重点，不仅相关小标题有了变化，正文也特别增加一段话，专门论述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有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提出，这实际上是做好第二个历史决议与第三个历史决议内容的衔接，使相关表述与当前形势需要相呼应。又如，在对“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进行表述时，对经济特区创办在实践与理论创新方面的强化很明显，这些强化所采用的表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新表述。其中，包括把“创办经

27、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变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专门增加一段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特区工作的表述；补充了展现经济特区初创成就和特区精神孕育的大段表述，等等。再如，在涉及中共十三大以后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特别是有关“飞跃”的表述时,均作出符合新时代以来规范的调整。其中，在论述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专门补充了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讲话的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28、人民的幸福线”，强调了基本路线的历史意义，同时，删除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过程中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即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表述，做好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和“三个伟大飞跃”（即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等表述相衔接。在表述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时，同样做了相应调整

29、删除当时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以及“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表述，做好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的相关表述相衔接。此外，一百年还强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专门增加了一段，以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其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关内容融入具体行文当中，不再单独列目，同时

30、增加中共十八大“确立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个目，把小目的标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概括和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入党章”。这些均是按照新时代规范性表述的要求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正史叙述中予以确认。三是进一步强化了若干重要史实和评价的新时代意蕴。比如，在论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时,补充大量邓小平的讲话，“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等等，突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政治前提。在表述20世纪90年代香港

31、澳门回归祖国的史实时，通过强调“香港、澳门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澳门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等内容和表述，特别突出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的行使。与之相应，有一些颇具深意的文字上的小改动，例如将“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改为“严格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以突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法理上作为中国公民的香港同胞同样应该履行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将特区依法推进“民主政

32、治”改为“民主政制”，从突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到突出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及其有关条款的历次解释，以避免在港澳问题的表述上面陷入西方民主话语陷阱。又如，在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对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方面,增加了一大段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表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话，像“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等等。与之相应的是，在论述20世

33、纪90年代初期中共应对国际社会风云变幻，针对美国、西方带头“制裁”中国时，特别补充了邓小平关于“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中国来乞求，辨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等表述。这些补充和强化，与当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无疑也是从正史叙述的角度，直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用一以贯之的坚决态度和斗争精神予以还击。再如，相比九十年，在对20世纪90年代将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进行论述时，特别强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意义，以突出“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的全新战略地位，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

34、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与2020年11月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契合。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加快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时，补充了邓小平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两个飞跃”论述，这一补充，与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要求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精神显然是密切关联的。（三）凸显科学性，基于党史研究的发展和历史自身的沉淀,对相关史实表述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习近平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正史叙述，说到底仍是

35、历史科学的范畴，因此,在凸显政治性和时代性的同时，同样也要凸显科学性，即通过史料和符合客观规律性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叙述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史、国史及社科学界对于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取得不少新的进展，一些新的史料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成果和史料，伴随着这段历史本身的沉淀，构成了对于这段历史更为规范、客观、严谨表述的科学基础。在一百年中，与之相关的修正性和完善性表述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修正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表述和评价上面，也有一些是数据的更新和侧重点的强调。相比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沉淀时间较长，史料公开和解密程度也更大，相关修正完善的地方自然也比较多。例如，九十年中表述老一辈革命

36、家在抵制“两个凡是”时，排名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的表述，在一百年中变为“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这一变化虽然细微，但却鲜明地体现了正史叙述的科学性。经过党史学界对于改革开放酝酿和开启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相关史料的不断挖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段历史进程中的实践和作用也越发清晰可见，相应的调整，显然是对当时实际情况更为客观的反映。随着学术界对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深入，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前期中国改革“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后，逐步转向城市”的整体性判断变得越来越明确。与之相应，一百年中有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表述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修

37、正，其中，相对应的小目标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展开“改为“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此外，关于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将“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修订为“1977年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断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使得新的表述更为精准且更符合历史事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一方面删除“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表述，另一方面则对涉及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党政分开、党政企分

38、开等方面的表述做了一定调整，这使得新表述更能体现出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对相关具体改革举措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将原来“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党的重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修订为“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重大历史任务”，使表述更为丰实。关于“双轨制”现象的表述，将“双轨制”的出现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修订为“难以完全避免的”。对于史学研究结论而言，“不可避免的”的表述过于绝对，更反映不出在当时背景下，中共对“双轨制”采取的边实施边尝试纠错的历史事实，相比之下，“难以完全避免的”的表述更能体现出历史多重复杂的面

39、相。在表述20世纪90年代雨岸交流的扩大这一部分内容时,一百年对“九二共识”概念的形成用了更为严谨的表述，即将原来的“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修订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这一变化，与“九二共识”产生以来其表述在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发展史中不断沉淀密切相关。在九十年中，表述非典疫情时，用的概念是“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疫病灾害”，这一表述在当时曾在部分报道中出现但并非主流，到一百年中，相关表述已修订为当时官方文件和世界卫生组织通用的“非典型肺炎疫情”，表述更加规范。一百年中，还进一步完善

40、了有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和谐社会”的表述。虽然，早在中共十七大就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但直到中共十八大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之相应，涉及“五位一体”的正史叙述也做了相应调整，既避免了超前表述问题，理顺了历史发展逻辑，又可以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放到新时代来进行表述，突出时代特点。如删除了第十章“十一五规划的完成”一目中有关将“五位一体”建设并叙的语句，同时，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标题变为更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此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41、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相关表述在一百年中同样进行了完善，如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一目相关表述融入社会建设内容，不再单独设目，有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表述进行了删减，不再特别强调。三、初步确立新时代十年正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在一百年中，新时代十年篇幅与前三个历史时期一样，整整写了一本书，鲜明体现出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的考虑，与决议强调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的主旨保持一致。这一方面体现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党史资政育人的

42、基本功能,“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相比前面的三个历史时期，从党史叙述的角度看，“新时代”是新的正史叙述。不同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和党史研究已有30多年的沉淀，“新时代”是进行时，且时间段还不长，历史和现实尚处于相互纠葛之中，“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情况现在还难以了解，一些重大决策部署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等问题还难以把握，一些重要事情还没有经过足够长的实践来沉淀，它们对历史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目前，作为党史研究新领域，“新时代”研究成果虽已有不少，但大多从现实和理

43、论出发，以各地、各领域改革发展的基本陈述、成就介绍以及宏观的理论阐述为主，“尚无从发展历史和总结经验与规律的角度加以研究的成果，有待弄清的史实、需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总体上看，仍然较为薄弱。如果说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作出了高度浓缩的概括和总结，那一百年第四册则可以说是从党史叙述的角度初步确立了新时代十年正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在一百年出版以前，学术界尚未有关于新时代十年党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权威正史范本面世。从章目的设置看，一百年第四册共一章十三目，在延续九十年编年纪事基本框架和叙事风格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纵向比较的话，一百年中“开创中国特色社

44、会主义新时代”一章的叙述框架与其他三个历史时期并不一致。与其他三个历史时期已经有相对清晰的阶段划分和相对成熟的正史表述不同，新时代展开时间不长，基于史学研究的沉淀还不够，这使得在构建新时代十年的叙述框架时需要有整体性的视角才行。考虑到这一点，一百年在对新时代党史谋篇布局时，主要依照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了以新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两个确立”（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重大论断为引领，从13个方面凸显党统揽“四个伟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编写思路。在一百年第四册中，正文十三目以党代会为界将新时代十年

45、党史分为两部分。由于在书目编写的时候，党的二十大尚未召开，关于后五年的权威表述尚未通过党代会文件公布，从写史角度而言，这部分内容的表述还需要沉淀，因此，前后五年的叙述结构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前五年共分七目。开头一目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与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为引领，接下来的六目则分别对应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相关内容，以及“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总体上已经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统筹推

46、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着墨最多，占全册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指出的是，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中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相关内容，并没有在前五年中进行论述，而是放在后五年中专门列目来进行重点强调。相比前五年，后五年的六目，除了第一目以“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为引领外，其他五目的标题和内容基本上是根据党的十九届中央历次全会主题来进行叙述的。比如，第九目封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全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决策部署；第十目突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对应贯彻落实十九届三、四中全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第十一、

47、十二目突出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推进各项事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应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第十三目突出建党100周年和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应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决策部署。在谋篇布局上，后五年与前五年也有不同，主要以时间和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事件为明线，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暗线。余论从正史叙述的角度，无论是“新时期”历史，还是“新时代”历史，都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树立起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好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才能够真正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千年

48、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作为权威正史著作，一百年一书为我们从党史百年和中华民族千年巨变的大局中来梳理、总结“新时期”“新时代”历史树立了一个范本。通过对一百年中“新时期”“新时代”历史的把握，读者们也能深刻认识到：“新时期”“新时代”是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整体，“新时期”“新时代”同处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之中，共同印证了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改革开放历史时曾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即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从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条指导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时期”与“新时代”之间的历史也不能够互相否定，在这方面，一百年同样为党史叙述如何坚持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历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梳理、总结党在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正反经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