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苦雨指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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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周作人苦雨指导1。周作人:现代散文的创立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个最复杂、引起社会争议最多的作家。他曾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是现代散文的创立者和最大的实践者。他是个坚持独立自由创作精神的作家,但最后成了汉奸,成为民族的耻辱,使许多同时代的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也激起他们的愤怒,因此对他的评价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势态,甚至有些观点完全对立。在学习他的作品时,我们应按照温儒敏老师所说的,要以一种“专业读法”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学习和评价。周作人,本名周槐寿,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重要笔名除周作人外,还有独应、仲密、药
2、堂、周遐寿等。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1885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内,比鲁迅小5岁。周作人自小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幼时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1901年,16岁的周作人追随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触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1906年,在鲁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因广泛地涉猎西方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民俗学等,而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的观念,即把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人在对自身科学认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从“本性”与“智性”两个方面来真正地“认识人自己”,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成为了以后周作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
3、周作人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发现代表东方文明起源的中、日文化实际上与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文化有许多相通处,由此而形成 “世界主义”的思想,他特别向往人类起源状态时所具有的那种“中和之美”与“人情之美”的文化,这种文化观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的选择。1911辛亥革命后,周作人携带日本籍妻子回到故乡绍兴做中学教师。1917年,经鲁迅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一年,正是新文学革命拉开序幕,周作人积极投入这场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的运动中,写下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批“浮躁凌厉”的杂感、随笔。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烦闷和迷茫的时代,即
4、五四”落潮期,许多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勇士纷纷从“五四”的漩涡中退出来,陷进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中,周作人也不例外。周作人的痛苦与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态度上,是继续做新文化运动的战士还是做逃离现实的隐士,即为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轮流折磨;在文学观上,对新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还是“载道”的感到矛盾,既反对“文以载道”,“但自己总也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在矛盾与痛苦中,他觉得欧美作家爱迪生、兰姆等写的抒情闲适小品可以化解他的这些矛盾情结,同时他也觉得这种文体可以改变新文学“随感录”式的杂感的边缘性、粗糙性以及简单幼稚的不足。1921年5月,他发表美文一文,提出现代散文应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
5、又称作美文”。这篇文章使散文成为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文体,改变了传统散文的概念。现代散文理论家范培松说:“这是给现代散文艺术定位的第一块基石”。正是在周作人“美文”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言志派”闲适体散文,使新文学散文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苦雨与书信体周作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薰陶,有着强烈的个性主义思想和 “启蒙救国”的意识,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表现的就是一个战士的姿态。但五四运动后,掌握政权的反动当局残酷地控制和镇压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对不觉醒的民众实行“愚民的专制”策略。而另一方面,人们误以为启蒙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动辄就把个人的思
6、想、言动甚至饮食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都使周作人对“启蒙”感到失望,并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价值进行反思,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启蒙的条件,“启蒙救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和近似宗教般的热情。作为一个彻底的个性主义者,周作人不欣赏这种热情,也不愿意融入这种热情,无奈中他选择了表现闲适的抒情小品文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避难所”,并明确地追求文体的效果,他在1923年7月写的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指出:“简单的说,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找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的闲谈”。在1923年11月写的雨天的书、自序一中更是说
7、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朋友式的闲谈是周作人追求的写作姿态,书信体自然成为首选,其意义就是作者能在这里能找到适合闲谈的语域,读者可以处在第二人称作者“朋友”的位置上听他娓娓道来,从而形成一种亲切、自然、纡徐的文风。因此,“书信体”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体式,苦雨就是1924年写给其学生、朋友孙伏园的一封信。有时实在寻不出友人,就以自己的笔名为“友”,自己给自己写信,如其名篇乌篷船中的“子荣”就是周作人自己的笔名之一。3苦雨阅读指导这是一篇借物咏怀的
8、文章,表达的是作者在五四退潮后的苦闷心境。文章的题目用通感的方法点出了人的情感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雨”是一个意象,是被人化了的客观现象。现实中,人处在不同的情绪下,对自然景观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反过来说,对自然景观的态度透现出作者的情绪或心境,此文就是以“雨”这一自然景观来抒写自己的情感和对生命的体验。文章以“北京近日多雨”开始,由“雨”联想起记忆中的“雨”:一是“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二是“二十多年前往浦东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从这些美好的感觉推及在旅途的朋
9、友一定是“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这些是多么令人欣喜和神往的“雨”!哪有“苦雨”的踪影?“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作者刚把读者引入或悠然或豪情的诗境,就指出这不过是“空想”,是“靠不住的”,真正的现实的是“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说了一大段才引出题目的“苦”字,而且是由甜美的回忆和想象引出“苦”来,这种“苦”的味道就显得不一般了,所以,“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过渡得非常自然。接着历数“这几天的雨”给“我”带来的种种灾难:因北京平时少雨,家屋构造的防雨功能欠周密,“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又将门口的
10、南墙冲倒”,给“梁上君子”可乘之机,生命和财产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夜里的雨声也让人“睡得不痛快”,半夜里雨水灌进书房,使得书籍“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房里“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臭味”,自己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让人“很是不愉快”。作者在这两段所叙述的雨中种种,不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困难吗?尽管叙述中没有出现“苦”字,而其苦味已在不言中:对“雨”带来的灾难感到无奈。至此,联系周作人写此文时的背景,我们不难理解文中“雨”的寓意,周作人又为什么把“这几天的雨”称为“苦雨”了。从题目来说,文章到第三自然段已把题意表明,我们也知道了作者不喜欢“这几天的雨”,但接下来,作者却把笔峰一转,说有两
11、种人喜欢“这回的大雨”。这两种人一是小孩,二是蛤蟆。写小孩喜欢水可以理解,周作人从小就生活在水乡,对小孩喜欢嬉水有着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与理解,但把蛤蟆当人写,与小孩并在一起,而且认为蛤蟆在雨中的喊声有一种特别的美,这有点费解。在前面关于周作人的情况介绍时,我们知道周作学习西方文化时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的观念,始终追求“人文的全体”,他认为自然形态的“人”与一切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他们都具有原发性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是最自然、最真实、最美的,但“人”被社会化后,这种生命形态只保留在儿童和生物里,因此周作人特别欣赏儿童,喜欢各种生物,企求在生物中寻找人类原有的生命形态,寻找一种超越现实
12、的喜悦,所以,周作人把常人讨厌的蛤蟆之声写得如此真切和动人。这一段好象是顺带一笔的题外话,实际上是作者在此文中要真正说的话:现实是苦的,但力求苦中作乐,达至物我合一。从题目来看,文章的主题比较沉重,但由于作者是采用“书信体”这种很“私人化”的文体,使得叙述的节奏平缓、从容,从而淡化了主题的沉重感。这也是周作人“中和”的审美追求。另外,文中的材料十分平常: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苦恼,只有小孩和在水中生存的蛤蟆喜欢雨。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结合有关的材料和阅读提示来读作品后,相信大家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种似是“没意思”话题里蕴含着作者深刻命意的特点,是周作人最独特的写作风格,也就是我们常
13、说的“涩味”。 周作人水里的东西指导1水里的东西与骆驼草周作人由“五四”战场退下来,在苦闷中写下了苦雨、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一系列闲适体散文,这不仅为现代散文文体作出巨大的开拓性贡献,也使自己暂时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但周作人毕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并不能真正地忘却现实,放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当“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仍很敏感,拿起笔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当得知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与北洋军阀站在一起时,他断然作文指责,与章太炎决裂,还利用语丝杂志,揭露北洋军阀的暴政。所以,1927年以前,周作人虽然认为革命是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他不屑为伍,但他在政治上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
14、期思想启蒙的立场。1927年4月,国民党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李大钊的被杀令他感到震惊(周作人认为李大钊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紧接着是国民党进行“清党”行动,大批优秀青年惨遭杀害。一场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在上演,而一些曾是五四启蒙运动领袖级的人物,却对这场屠杀视若无睹,如胡适,有的还是始作俑者与作伥者,如吴稚辉。周作人对此感到深深的悲哀: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尚且如此视人的生命为儿戏,那这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1927年到1928年的白色恐怖,使周作人对启蒙思想感到彻底的绝望,陷入了极度的寂寞和幻灭中,这种情绪直到1930年才缓解过来。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曾经有过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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