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苦雨指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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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周作人苦雨指导1。周作人：现代散文的创立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个最复杂、引起社会争议最多的作家。他曾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是现代散文的创立者和最大的实践者。他是个坚持独立自由创作精神的作家，但最后成了汉奸，成为民族的耻辱，使许多同时代的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也激起他们的愤怒，因此对他的评价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势态，甚至有些观点完全对立。在学习他的作品时，我们应按照温儒敏老师所说的，要以一种“专业读法”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学习和评价。周作人，本名周槐寿，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重要笔名除周作人外，还有独应、仲密、药

2、堂、周遐寿等。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1885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内，比鲁迅小5岁。周作人自小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幼时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1901年，16岁的周作人追随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触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1906年，在鲁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因广泛地涉猎西方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民俗学等，而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的观念，即把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人在对自身科学认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从“本性”与“智性”两个方面来真正地“认识人自己”，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成为了以后周作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

3、周作人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发现代表东方文明起源的中、日文化实际上与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文化有许多相通处，由此而形成 “世界主义”的思想，他特别向往人类起源状态时所具有的那种“中和之美”与“人情之美”的文化，这种文化观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的选择。1911辛亥革命后，周作人携带日本籍妻子回到故乡绍兴做中学教师。1917年，经鲁迅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一年，正是新文学革命拉开序幕，周作人积极投入这场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的运动中，写下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批“浮躁凌厉”的杂感、随笔。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烦闷和迷茫的时代，即

4、五四”落潮期，许多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勇士纷纷从“五四”的漩涡中退出来，陷进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中，周作人也不例外。周作人的痛苦与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态度上，是继续做新文化运动的战士还是做逃离现实的隐士，即为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轮流折磨；在文学观上，对新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还是“载道”的感到矛盾，既反对“文以载道”，“但自己总也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在矛盾与痛苦中，他觉得欧美作家爱迪生、兰姆等写的抒情闲适小品可以化解他的这些矛盾情结，同时他也觉得这种文体可以改变新文学“随感录”式的杂感的边缘性、粗糙性以及简单幼稚的不足。1921年5月，他发表美文一文，提出现代散文应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

5、又称作美文”。这篇文章使散文成为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文体，改变了传统散文的概念。现代散文理论家范培松说：“这是给现代散文艺术定位的第一块基石”。正是在周作人“美文”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言志派”闲适体散文，使新文学散文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苦雨与书信体周作人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薰陶，有着强烈的个性主义思想和 “启蒙救国”的意识，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表现的就是一个战士的姿态。但五四运动后，掌握政权的反动当局残酷地控制和镇压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对不觉醒的民众实行“愚民的专制”策略。而另一方面，人们误以为启蒙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动辄就把个人的思

6、想、言动甚至饮食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都使周作人对“启蒙”感到失望，并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价值进行反思，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启蒙的条件，“启蒙救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和近似宗教般的热情。作为一个彻底的个性主义者，周作人不欣赏这种热情，也不愿意融入这种热情，无奈中他选择了表现闲适的抒情小品文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避难所”，并明确地追求文体的效果，他在1923年7月写的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指出：“简单的说，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找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的闲谈”。在1923年11月写的雨天的书、自序一中更是说

7、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朋友式的闲谈是周作人追求的写作姿态，书信体自然成为首选，其意义就是作者能在这里能找到适合闲谈的语域，读者可以处在第二人称作者“朋友”的位置上听他娓娓道来，从而形成一种亲切、自然、纡徐的文风。因此，“书信体”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体式，苦雨就是1924年写给其学生、朋友孙伏园的一封信。有时实在寻不出友人，就以自己的笔名为“友”，自己给自己写信，如其名篇乌篷船中的“子荣”就是周作人自己的笔名之一。3苦雨阅读指导这是一篇借物咏怀的

8、文章，表达的是作者在五四退潮后的苦闷心境。文章的题目用通感的方法点出了人的情感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雨”是一个意象，是被人化了的客观现象。现实中，人处在不同的情绪下，对自然景观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反过来说，对自然景观的态度透现出作者的情绪或心境，此文就是以“雨”这一自然景观来抒写自己的情感和对生命的体验。文章以“北京近日多雨”开始，由“雨”联想起记忆中的“雨”：一是“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二是“二十多年前往浦东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从这些美好的感觉推及在旅途的朋

9、友一定是“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这些是多么令人欣喜和神往的“雨”!哪有“苦雨”的踪影？“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作者刚把读者引入或悠然或豪情的诗境，就指出这不过是“空想”，是“靠不住的”，真正的现实的是“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说了一大段才引出题目的“苦”字，而且是由甜美的回忆和想象引出“苦”来，这种“苦”的味道就显得不一般了，所以，“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过渡得非常自然。接着历数“这几天的雨”给“我”带来的种种灾难：因北京平时少雨，家屋构造的防雨功能欠周密，“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又将门口的

10、南墙冲倒”，给“梁上君子”可乘之机，生命和财产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夜里的雨声也让人“睡得不痛快”，半夜里雨水灌进书房，使得书籍“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房里“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臭味”，自己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让人“很是不愉快”。作者在这两段所叙述的雨中种种，不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困难吗？尽管叙述中没有出现“苦”字，而其苦味已在不言中：对“雨”带来的灾难感到无奈。至此，联系周作人写此文时的背景，我们不难理解文中“雨”的寓意，周作人又为什么把“这几天的雨”称为“苦雨”了。从题目来说，文章到第三自然段已把题意表明，我们也知道了作者不喜欢“这几天的雨”，但接下来，作者却把笔峰一转，说有两

11、种人喜欢“这回的大雨”。这两种人一是小孩，二是蛤蟆。写小孩喜欢水可以理解，周作人从小就生活在水乡，对小孩喜欢嬉水有着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与理解，但把蛤蟆当人写，与小孩并在一起，而且认为蛤蟆在雨中的喊声有一种特别的美，这有点费解。在前面关于周作人的情况介绍时，我们知道周作学习西方文化时形成了“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的观念，始终追求“人文的全体”，他认为自然形态的“人”与一切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他们都具有原发性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是最自然、最真实、最美的，但“人”被社会化后，这种生命形态只保留在儿童和生物里，因此周作人特别欣赏儿童，喜欢各种生物，企求在生物中寻找人类原有的生命形态，寻找一种超越现实

12、的喜悦，所以，周作人把常人讨厌的蛤蟆之声写得如此真切和动人。这一段好象是顺带一笔的题外话，实际上是作者在此文中要真正说的话：现实是苦的，但力求苦中作乐，达至物我合一。从题目来看，文章的主题比较沉重，但由于作者是采用“书信体”这种很“私人化”的文体，使得叙述的节奏平缓、从容，从而淡化了主题的沉重感。这也是周作人“中和”的审美追求。另外，文中的材料十分平常：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苦恼，只有小孩和在水中生存的蛤蟆喜欢雨。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结合有关的材料和阅读提示来读作品后，相信大家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种似是“没意思”话题里蕴含着作者深刻命意的特点，是周作人最独特的写作风格，也就是我们常

13、说的“涩味”。 周作人水里的东西指导1水里的东西与骆驼草周作人由“五四”战场退下来，在苦闷中写下了苦雨、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一系列闲适体散文，这不仅为现代散文文体作出巨大的开拓性贡献，也使自己暂时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但周作人毕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并不能真正地忘却现实，放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当“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仍很敏感，拿起笔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当得知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与北洋军阀站在一起时，他断然作文指责，与章太炎决裂，还利用语丝杂志，揭露北洋军阀的暴政。所以，1927年以前，周作人虽然认为革命是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他不屑为伍，但他在政治上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

14、期思想启蒙的立场。1927年4月，国民党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李大钊的被杀令他感到震惊(周作人认为李大钊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紧接着是国民党进行“清党”行动，大批优秀青年惨遭杀害。一场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在上演，而一些曾是五四启蒙运动领袖级的人物，却对这场屠杀视若无睹，如胡适，有的还是始作俑者与作伥者，如吴稚辉。周作人对此感到深深的悲哀：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尚且如此视人的生命为儿戏，那这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1927年到1928年的白色恐怖，使周作人对启蒙思想感到彻底的绝望，陷入了极度的寂寞和幻灭中，这种情绪直到1930年才缓解过来。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曾经有过的梦想，

15、他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什么精英、贵族，既启蒙不了民众，对历史也起不到干预、推动的作用，知识分子也不过是普通的“凡人”，他在一篇题为麻醉礼赞的文章里说：“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是凡夫俗子就得重视此刻如何好好生存，重视生活的乐趣，由此，周作人开始真正实现他在五四消沉后所说的人生境界：“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出版发行了周刊骆驼草，在发刊词公开表明：“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

16、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作为文章的样板，他把自己写的水里的东西放在创刊号上，后来这篇文章收进1932年出版的看云集。2水里的东西阅读指导理解此文的关键是读懂文章最后一段，特别是“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一句，这是文章的核心点。我们知道，周作人对现实失望后，把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企图在凡俗中寻找人失落的本性和美。此文就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明人类原有的情趣与可爱。文章叙述的是作者家乡“河水鬼”的故事，人们对于“鬼”是畏惧和恐怖的，

17、在鲁迅的女吊里，我们见识了“鬼”的样子：“石灰一样白的园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拖着几寸的假舌头”。而周作人写的“河水鬼”不仅与人亲近，还有点“爱娇”，其“身材矮小，很象一个小孩子，平常三五成群，在岸上柳树下顿铜钱，正如街头的野孩子一样，一被惊动就跳下水去，有如一群青蛙”。在关于鬼的描写中，恐怕没有人象周作人这样把“鬼”写得如此可爱和有趣。联系文中的开头：“人类曾经做过水族，小儿喜欢弄水，便是这个缘故”，实际上，作者写鬼是为了写人，“鬼”是人类早期的文化体现，“鬼”的可爱与情趣就是人本性中原有的美，很平凡，很普通，而我们却因为各种“信仰”把它丢掉了。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说：“

18、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这种在结尾点明文章意义的作法，一般是民间故事的套路，周作人原是不喜欢的，他就说过他不喜欢伊索寓言，因为它讲完故事后每每多此一举地谈意义，他在五四退潮后所写的作品中有很重的涩味，部分原因也在此。周作人在此故意这样写，一是原有的贵族精神被现实消解，他要做的是在人类学、民俗学的角落里找出凡俗的美，二是他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回归到平民意识中，自然要用民间习惯的方式来表达。水里的东西和女吊一样同是写“鬼”，但读起来感觉完全不同，这除了作者的写作目的不一样外，更主要的是写法上的差异。女吊是一边叙述舞台表演的过程和细节，一边议论，叙述让

19、活生生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细腻的描写把具有复仇精神的“鬼”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面的结论产生张力，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理智与情感。而水里的东西纯是议论，而且是用陈述的语调来议论，从头至尾都是在运用各种生动有趣的引证材料，一环扣一环，娓娓道来，这不仅增加结论的说服力，也使读者仿佛置身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悠然的感觉。周作人鬼的生长与金鱼指导1鬼的生长与“文抄公体”写文章引用别人的材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于周作人来却是文体风格的自觉追求。他的许多散文不仅引经据典，而且是大段大段地抄书，特别是30年代以后的作品以抄书为多，因此抄书成为了他散文的一个重要文体，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叫夜读抄。抄书算不算文章？算不

20、算好文章？有人认为这些只抄书，不发表意见的文章，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与他的小品散文不能相比，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散文才真正体现周作人的真功夫，代表周作人的最高水平。周作人自己则认为，抄书“乃甚难事也”，因为“我看书时遇见正学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真真连一眼都不瞟，如此便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页多少册，没有看到一点好处，徒然花费了好些光阴。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浓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然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其事甚难。孤陋寡闻，一也。沙多

21、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语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后记)学者们把周作人的散文以1929年为界，至1945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散文以抒写情致为多，抄书是偶为，一是用抄书来丰富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如苍蝇、菱角等，二是把译文当作自己的文章，其理由是：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旨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永日集序)如引言、序言等。1928年，他提

22、出“闭户读书”，在创作上主要是写抄书体文章，这些抄书体有的是抄某本古书的一段，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把自己的感慨融入其中，类似引导读者在读书，如颜氏学记。有的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抄引多种书籍，如教材的选文鬼的生长。2鬼的生长阅读指导人死后为鬼，这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但鬼能否生长，即人死后会不会生长？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但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论证起来。其论证法就是抄书。文中先抄引清代纪昀如我是闻中的故事，这是说鬼是不生长的，作者觉得若鬼不出长会给人间带来许多不便，又抄引宋代见闻录说鬼生长的故事，但作者又觉得若鬼是生长的，那叙述人与鬼的故事就不会那么有趣味了，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接着又抄

23、清代钱鹤岑的望杏楼志痛编补中记录其与夭折子女乩谈的日记，这里展现的是鬼界与人间并无分别，所不同的只是人怀胎十月而生，而鬼怀胎三月就可以生，鬼界的宜婚年龄比人间早。这一段是文章的重点抄录部分，抄完后，作者并不顺着开头的思路证明鬼到底生长不生长，而是说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悲哀的书之一”。文章的论题本身已是一个歪题，在结构上仍不讲究，既没有起承转合，也没有首尾一致，但文章分明让我们读出了一种人生至痛的情感。周作人说过，他“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浓厚的人情之思想”。“鬼”是人类早期的文化信仰，人们于此寄托着自己在凡间的喜怒哀乐，充满着浓厚的人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周作人不相信鬼，但他却在这种民间文化形态

24、中发现了人间所追求的至情至爱，文中所抄录的乩谈日记，说的是用“扶乩”的办法与死去的儿女对话，这显然很荒唐，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骨肉之情却深益于其间。对话基本是围绕婚嫁生育的问题，在中国，孩子成年的标志的娶妻出嫁，只有孩子成家了，父母的责任才告一段落，所以孩子婚嫁生育与否，是凡间父母对孩子关爱的一个重要表现。“扶乩”所寄托的就是对早殁的儿女无法言说的深深的爱，这也是人间最真最美的爱。对这样的“鬼记”，你还会想到它们是否生长，是否可信的问题吗？“鬼”是民间用以表达人类情感的一种方式，鲁迅女吊中所说的鬼女吊，就是指女性在人间冤死后到了阴间，再从阴间到人间来报复有仇的人，周作人水里的东西中的“河水鬼”是

25、指人回到生命的原态，所以，周作人说：“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文中所抄的都是古文，作者叙述的文字基本也是文言化，这种做法主要是使自己的思想、感触和体验融进所抄之文中，让文章产生自然浑成的效果，叙述的是自己的文字，抄的也是自己的文字，这就是周作人“文抄公体”的最独特之处。3金鱼阅读指导金鱼写于1930年3月10日，写作时间与水里的东西差不多。后也被收进看云集。在学习水里的东西时，我们知道周作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现实，对执政党政府感到悲哀，这悲哀是刻骨铭心的，但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并不可能从他身上彻底消失，他仍然关注社会，仍然要坚持申明自己的思想，试图从悲哀中挣扎出来。1927年的革命，使

26、文学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由此发生“文学是什么？”的一场大论争，经过激烈的争吵，1930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的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已对启蒙思想幻灭的周作人对“左联”的成立并不看好，认为这不过是“同类之狂妄和愚昧”。金鱼就是有感而发，借对金鱼的嘲讽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此文有两个独特处，一是行文不是作者最常用的亲切、舒徐的笔调，而是喜笑怒骂、犀厉洒脱，各种文风糅在一起；二是作者从五四后就开始追求“物我合一”的生命观，曾用充满情趣的笔调赞美“

27、苍蝇”、 “鬼”这些令人厌弃的生物、异类，而此文对金鱼这种美丽的生物却极尽贬损之能事。周作人的散文大部分是闲适体，讲求随和、自然、亲切，人们以“平和冲淡”来概括他的特点。其实，周作人的文字也和鲁迅一样，既有和风细雨，也有电闪雷鸣，我们在此文里便可以领略到这一点。文中由作文章引出金鱼，真接了当地表明“我其实很不喜欢金鱼的”，不喜欢的原因一是它“兼有叭儿狗与鹦鹉二者的特点”，二是让我“想起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的样子。作者不仅联想丰富，而且文词刻薄之极。不喜欢金鱼并不直接写金鱼本身，而是以刻画叭儿狗和鹦鹉的丑态来点染衬托：“鹦鹉身上穿着大红大绿，满口怪声，很

28、有野蛮气，叭儿狗的身体固然太小，还比不一只猫，而鼻子尤其耸得难过”。把金鱼突出的眼睛与中国女人的小脚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一种残疾，是野蛮文明下的残疾，而且其残疾到了“无论碰在水草上时容易戳瞎乌珠，就是平常也一定近视的了不得，要吃馒头末屑也不大方便吧”。同是写生物，与苍蝇、水里的东西所写的截然不同。金鱼与苦雨都是在苦闷的心境下而作，但由于具体的处境和心境不同，显示出不同的风格。苦雨写于1924年，这时周作人虽然对五四启蒙运动感到失望，但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是精神的貴族，只不过是现实社会没有启蒙的条件，而且此时他正在尝试着“闲适”文体，所以文字朴实、自如，哀愁之情也是淡淡的；金鱼写于1930年，这时周作人不仅对启蒙运动是彻底的绝望，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志的一些行为感到愤慨，同时，周作人认为反“载道”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刚成立的“左联”却在提倡“载道”的文学，这无疑大大地刺激着周作人那颗追求“个性主义”和“创作自由”以及对现实感到悲哀的心灵，所以他用“金鱼”来比喻“有志要做新文学的人”，并以嬉笑、嘲讽、辛辣的口吻抨击那些要做“载道”文学的人。文章头尾呼应，鲜明地表达了周作人的文学观：文学应该是表达个人感情的产物，而不应该成为政治或势力的工具。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